福利原则：

财富越向家庭部门倾斜，人民福利越高

公有财富存在的本质意义是为人民服务。在某些国家或某些历史阶段，如果公有财富不能为居民创造福利，就会从本质上沦为官僚的私产。从终极消费的意义上讲，社会财富也应该更多地向家庭部门倾斜，因为大部分居民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还是要通过家庭和个人的消费行为来实现。

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虽然形式上是公有财富、国家财富，但实际上往往被具体的个人所支配，虽然这种个人支配是受到法律和纪律约束的，也难免在支配过程当中偏离公有财富存在的初心。反之，民营产权虽然形式上归个人所有，但不管一个人拥有的企业资产价值几千万元、数亿元还是几百亿、上千亿元，他能够用来消费或直接支配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从“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意义上讲，任何超越消费能力的私有财富，终极意义上都是社会的财富。

所以，尽管在不同国家、不同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下，公有财富和家庭私人财富的比例可以有所不同并尽量互相补充、各自发挥优势、协同发展，但某些历史阶段一旦出现大量的社会财富以所谓公有财富的名义沦为被少数个人掌握的低效率工具，公共财富过度膨胀以至于挤占了家庭消费，都会造成国民福利的大幅降低。国富民不富，或大国小民，都不利于人民福利的提高，国强民富才是每一个国人的梦想。

《民富论》人民东方出版社2013年出版

效率原则：

利益越直接激励越大，财富增长效率越高

尽管人们都希望自己占有大量的财富，但是诸如道路、桥梁、政府办公设施等等最好是公有财富；一些关系公共安全的国防军事设施、公共保障设施、重大基础科研设施最好也是公有财富；此外，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交通、通讯、公共服务也应以公有财富占重要比例，因为在这些领域追求效率不是唯一原则。

在以追求效率为第一原则的竞争性领域，大部分情况下民营企业运作的效率会高于公有企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8年以来国企资产回报率一直显著低于民营企业，直到2015年，国企资产回报率比全部企业的6.47%低3.60个百分点，比民营企业的10.59%低7.72个百分点；2015年之前，A股上市公司亏损榜上，排名前列的很多都是国企上市公司。

2016年和2017年，受到去产能政策的影响，叠加环保趋严，导致很多民营企业被迫停产，供给严重收缩，上游原材料价格暴涨，处于采掘、天然气、钢铁等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利润出现大幅上涨，并非需求驱动，并不能反映国有企业的真实运作效率。在企业利润榜上排名前列的国企均出自金融、能源等依赖垄断获取暴利的行业。如果扣除垄断利益的贡献，我国国有经济盈利能力和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率，恐怕远远落后于民营经济，这反映的还是激励机制的差异。

从2017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来看，剔除银行和非银金融之后，在统计的电子、房地产、纺织服装、化工、家用电器、采掘、传媒、电气设备、钢铁、公用事业、国防军工、机械设备、计算机、建筑材料、交通运输、汽车、食品饮料、通信、医药生物、有色金属、休闲服务、商业贸易、建筑装饰、农林牧渔、轻工制造都等二十五个行业中，国有企业2017年的平均总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6.5%和10.2%，而在民营企业则分别达到了8.9%和11.6%，均高于国有企业。

分行业来看，在25个行业中民营企业在所有行业内的总资产报酬率均高于国有企业，从净资产回报率来看，除去采掘、钢铁等垄断行业外，有20个行业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高于国有企业，占比为80%，尤其是传媒、通信等新经济行业，民营企业的经营效率优势更为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民营企业比重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密不可分。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民营企业近2500万户，贡献了国家50%的税收；60%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70%的高新技术企业；80%的城镇就业；90%的新增就业。与此同时，在民营企业的竞争压力下，以及外资企业激励机制的比照作用下，曾经因激励机制不足而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大部分进行了股份制改造、逐渐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强化了激励机制，提升了生产效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如何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健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激发国企干部员工的积极性，是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需要妥善解决的重大课题。与此同时，在复杂的政治、政策、文化背景下，如何贯彻落实《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稳定民营企业的预期，提升民营企业的信心，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上述问题，首先必须从理论和观念上先有重大突破，只要看清楚财富存在和被支配的本质意义，才能从财富增长的效率原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福利原则出发，真正解放思想，不再纠结于国企、民企的比例，让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更多更好地造福于人民。

二战以前的全球财富结构：

以民营企业和家庭所有为主

按照福利和效率原则，公有财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占的比例也有所不同。

在农业时代，政府几乎完全没有生产管理的职能，所占有的公有财富只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官僚机构的需要，偶尔在兴修水利设施等方面有少量的作为——这样的经济形态中，公有财富占社会财富的比例越高，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越低，从而制约财富总量的增长。

工业时代早期，国家公共财政主要定位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因此公有财富同样主要体现在一些必要的公益设施等方面，其占社会财富总量的比例也比较低。即便是几乎占领全世界的大英帝国，在20世纪初期的国家公有财富占全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也只不过只有2%。

20世纪初吉芬爵士在《资本的增长》，莫耐在《财富与贫困》中都曾计算过当时英国的公有财富。吉芬爵士估计公共财产的价值是五亿镑：他省略了国内所持有的公债数，理由是在公共财产的项目下记入借方的数额与在私有财产项目下记入贷方的数额相等，把公债数记入账内就会互相抵消。莫耐把公路、公园、建筑物、桥梁、阴沟、灯水设备、电车等的总价值算为十六亿五千万镑：从其中减去公债十二亿镑，则公共财产的净值是四亿五千万镑——二者计算结果相差无几。

大约五亿英镑的公有财富与当时估算的二百四十亿英镑的国家财富总量相比，大约占社会财富总量的2%略多一点，实在是很小的一个比例。即使如此也并不影响英帝国的强大，在民富的背景下，英帝国的战争耗资主要靠私人资本的支持，或者通过发行战争公债来筹集。这说明早期资本主义私人财富为主体的财富结构，以及“小政府”、“大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有效率的。

二战后公有财富的扩张及影响

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尤其是二战以后，部分国家公有财富的迅速上升，具体情况有三种：

第一种情况是欧洲各国（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它们在战后加大了公共投资力度，尤其与社会福利相关的公有财富规模和公共支出在社会财富总量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社会福利的扩大一方面使得居民不至于为养老、医疗、失业保障等积累过多的储蓄，有利于解放消费，改善民生；另一方面以大规模公有财富为保证的高税收、高福利社会，也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了居民和企业的财富创造驱动力，使整个地区缺少经济和财富创造的活力。很多人认为，这也是最近几年欧洲经济增速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种情况是美国，虽然总体而言美国一直是一个私人资本与私人财富主导的国家，但是其公有财富比例在二战以后明显上升。公有财富除了原有的维持国家安全、提供公共设施、维持政府机构等社会支持职能之外，还成为调节、熨平经济周期的手段之一。政府会在经济不景气时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在经济高涨时，通过减少公共投资、压缩政府支出来给经济降温——这就需要政府控制的公有财富在社会财富总量中占有一定比例，否则不足以对总需求产生足够的影响。当然，公有财富占比过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导致美国1970年代出现滞胀的原因之一——这一情况在1980里根政府时期得到扭转。

第三种情况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国家，它们在二战以后迅速实现了国有化，社会财富几乎完全集中在政府手中，居民部门所拥有的只不过是少量的消费性财产，甚至城市居民住房等消费性财产也属于国家所有。从实际运行效果上看，由于挤占了家庭消费，破坏了必要的激励机制，严重影响了微观主体的运行效率，并最终走向崩溃。

由于公有财富的过度膨胀，在有的国家造成了经济增速放缓、有的造成了滞胀、有的造成了经济崩溃，1980年代初期欧洲和美国兴起了大规模的企业私有化浪潮，1980年代后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亦纷纷将公有财富全面私有化。

从实际效果上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远远比不上中国的渐进式混合所有制改革道路。中国通过执行增量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引入民营部门的竞争，通过竞争改善国有企业激励机制，通过股份制改造逐渐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中国的社会财富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消费性财产是改革前的数倍，而且居民部门的经营性财产也具备了很大的规模。

以人民为中心，追求民富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

“国强民富”不但是一个国家应该追求的基本目标，而且“国强”和“民富”也是互为条件的——只有以人民为中心，追求民富，国家才能持续发展，国家才能强大。

201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13.61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为9770美元，全球排名第67位，从民富的角度仍然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动态分析来看，2005—2018年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05万元增至3.93万元，复合增速9.9%，同期全国财政收入从3.16万亿攀升至18.33万亿，复合增速高达13%，远高于名义GDP增速，政府收入增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速。

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178.75万亿元，所有者权益63.10万亿元，分别是2003年的8.9和6.5倍，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6%和13%，国有资产的扩张速度高于经济整体增长速度。尤其是近几年实施去产能之后，上游原材料价格的暴涨导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收入又一次出现了明显的扭曲。2017年全国民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40.4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8.9%，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业收入26.9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14.8%，高出民营工业企业5.9个百分点。

从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公有财富和私人财富使用效率对比很容易发现，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源动力大部分来自民营部门。个别存在一定外部性的产业部门如果以社会公共投资的方式起步对于提高财富创造的效率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高铁。但是如果某些应该有竞争性的产业长期维持国有垄断的运行体制，最终难免会带来官僚化和运营效率的降低。

然而近期以来，尤其是近几年去产能政策的扩大化，上游原材料价格暴涨，造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资源获取条件上的不公平，导致以中下游为主的民营企业收入、利润严重下滑；去杠杆政策由于在执行过程中的变形，也在实践中造成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很多民营企业至今仍然没有从断贷、停贷、股权质押平仓造成的资金危机中解脱出来。

如果继续按照上述趋势演变，让民营企业即使在竞争性领域也不断萎缩，不仅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还会滋生出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幸亏上述情况已经得到决策层的高度重视，然而如何解放思想，从实践中真正提升民营企业的地位，尽快改善民企营商环境，提升民营企业投资增速，则必须有观念和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财富的增长和公平分配，而历史和现实都在证明“利益越直接激励越大，财富增长效率越高”的财富增长效率原则，和“财富越向家庭部门倾斜，人民福利越高”的财富分配福利原则，无论是从福利还是效率角度而言，都应该把人民富裕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以人民为中心，充分激发民营企业的财富创造活力，在实现人民富裕的同时，也扩大了财政收入的来源——同时实现国强与民富，才是可持续的发展之道，也是每一个国人的梦想。

本文节选自东方出版社《新红利》点击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