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音社按】经济体制改革再出发，我们必须回到2014年及其以前，回到我们当初我们对经济体制改革本质的认知及其当时的政策来。为了使读者清晰的认识当时政策的背景和逻辑，我们特别从当时出版的《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和新常态》一书中，整理了本篇文章。本文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表。

一、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效市场

无视中国经济问题本质的改革，注定以失败告终；但看到本质，却不懂中国经济社会运行逻辑的改革，同样以悲剧收场。

我在2014年5月份出版的《“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中，曾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在此，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就是中国经济旧制度的本质问题，绕开这个问题去谈“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等等，都是假问题，或者说伪问题。解决假问题的结果，只不过是在制造出更多的新问题。悲哀的是，这恰恰是我们一直在干的事情。

那么我们过去是怎么做的呢？

（一）用调控代替改革

过去十多年来，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老百姓最怕改革，因为房改了买不起房，医改了看不起病，教改了上不起学。改革越改越糟！这是民生领域的改革结果，那么经济层面的改革呢？也是越改越糟的。

过去十多年，政府每年几乎都将“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但结果却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将本应给市场放权让利的改革，逆转为形形色色的扩权争利。“调结构、扩内需”在事实上被“保增长”取代，使经济结构更加畸形，经济改革错失了最佳时机。

这种以技术层面的调控代替实质性改革的做法，在政府层面的具体表现就是，并没有以“壮士断臂”的魄力去推动像发改委等这样的强势部门向市场简政放权。本来，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起点较低，再加上人口、资源、环境等红利，使得改革一开始就具有后发优势。因此，无论是产业改革，还是区域经济，只要政府向市场放权，只要中央向地方放权，经济便会马上出现活力。国企改革，沿海和江浙地区崛起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都是如此。但接下来由于路径依赖，政府既不推动剩下的比较困难的改革，更不愿意退出经济领域，而是围绕“保增长”的目标，挥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根“大棒”，在经济偏热的时候马上“踩刹车”，在经济遇冷时立即“踩油门”，这种反复摇摆的非常态化管理方式，是对经济周期的人为破坏，不仅造成市场紊乱，对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更是一种灾难。在权力运行不规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被政府“看得见的手”束缚的情况下，频繁调控的结果就是财富快速向国有企业集中，权力再次向政府集中，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并固化，成为今天推行改革的最大阻力。这就是无视或者回避中国经济真问题的结果。

之所以出现这种糟糕的结果，原因就是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管理市场经济，而且还发明一个口号，叫作“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是一种非常懒惰的思维模式。我告诉各位，在一个土地、资本（金融）、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基本上由政府垄断的市场，调控有意义吗？结果只能是越调越乱，而且微观也搞不活。即便在充分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调控措施也不见得有多大作用。所以我说，政府是在用调控来代替真改革，其根本原因是不愿意退出市场，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权力寻租的机会。

（二）用投资代替改革

如果用“调控”解决不了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衰退问题，为了“保增长”，政府还有一个更懒惰的办法，那就是干脆直接投资或者间接投资各类国有融资平台、国有企业或者大型项目，以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我们的政府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资金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过剩行业之后，政府投资压倒了民众消费，而民间资本从实体经济大量流向房地产，资产泡沫膨胀。这就是政府用投资代替改革造成的恶果。

我将政府直接成为市场主体的现象，称之为“政府行为公司化”。本来政府应该进一步放开市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来刺激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我们的政府，由于“政府办市场”思维惯性的依赖，却采取了相反的路径，例如用调控和投资代替改革。我只能无话可说。

各位晓得“政府行为公司化”有什么严重后果吗？这必然导致经济垄断化、公共利益部门化和经济行为短期化的严重后果。可以说，“政府行为公司化”是所有的经济旧制度、旧常态革除不去的根本原因。

由于“政府行为公司化”，决定中国经济命脉的土地、金融、资源、能源、交通等行业，全部由国有企业垄断。结果如何呢？这些要素的价格是全世界最高的。各位知道后果了吧？我想这也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重要原因吧。

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对经济管制过多，很多本应服务于经济的政府部门，则以加强监管的名义扩权，以增加审批的方式设租寻租，出现了所谓的“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这个时候，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就会停滞，经济的活力就会受到抑制。

改革停滞后，为什么会出现“经济行为短期化”呢？这是由我们官员的考核方式和任期制度造成的。我们知道，无论哪个层级的地方官员，任期一般都是五年，而五年后对官员的升迁考核主要依据是，其在当地主政期间的GDP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的选择不会是简政放权、调整经济结构的实质性改革，因为这些改革难度大、周期长、见效慢。相反，集中手中权力和资源，上一些短期内容易出政绩的“大项目”则相对容易得多，比如，高污染、高能耗、高投入等产能过剩的“三高”项目，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铁公基”项目等。结果就是所谓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好了，各位，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这一旧制度的存在，政府只能用调控、投资这两种手段代替改革，以应付经济上遇到的困局。说实话，也没有其他办法。这两种代替改革的手段反过来又固化了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的行为，如此循环反复，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的经济困局。

但是，客观地讲，在原有经济社会运行框架内，让“公司化”的政府退出市场，这个问题从逻辑上是无解的。政府的自我“革命”，离开了国家治理方式从传统治理向现代化治理的转型，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用新常态革除中国经济旧制度

2014年12月1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度系统阐述了经济新常态，随后对新常态的解读看似铺天盖地，但很多都是千篇一律。我认为，如果不能从国家治理的高度来理解，那么对新常态的认识就是一种盲人摸象。那么，什么是新常态？其本质和逻辑到底是什么？

我对新常态的理解，可能和很多人不太一样。在我看来，新常态并不是某一次会议，某一项政策，而是从确立正确的改革方向到逐一落实的动态过程，或者说，新常态不是某一个“点”，而是一个“域”。新一届领导班子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这“三板斧”进入新常态的。

各位一定记得，新一届中央领导上台伊始，即把简政放权作为头等大事。据统计，在短短一年内，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在2014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又明确表态，将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同时要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确需行政审批的，建立权力清单，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新一届政府上台第一年，以简政放权为主要特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被媒体称为“新政”。

不难发现，“新政”基本是行政管理层面的简政放权，主要是通过厘清“哪些归市场，哪些归政府”，来解决“公共利益部门化”问题。具体可以用两个层面的三句话讲清楚：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主要目的是激发企业活力，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其目的在于通过反垄断、保护知识产权，创造好的营商环境，让市场充分发育。用官方话来讲就是“建立并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运行机制”。

革除“政府行为公司化”状态下的旧制度，仅仅依靠行政管理层面的简政放权显然是不够的。前面讲了，“政府行为公司化”，除了导致“公共利益部门化”外，还必然导致“经济垄断化”和“经济行为短期化”。所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规划一幅横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蓝图，让政府回归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本位，与市场划清界限。四中全会则勾勒了一个纵向的法治秩序下的市场经济愿景，建设法治政府，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也就是说，两个《决定》从不同角度为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确立了一套基本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框架，以从制度上彻底解决政府公司化问题。所以这两个《决定》是并列的姊妹篇。

好了，我们现在从新常态的角度重新审视两个《决定》。显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主要是调整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即明确规定，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等于为政府行为划定了上限（不得“越位”代替市场）和下限（公共服务职能不得“缺位”），所以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重心是压缩公权力，放大私权利，让政府回归本位，激活市场活力。再来看四中全会《决定》。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常态下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法治经济。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解除政府对市场束缚后，四中全会《决定》用法治来规范市场秩序当然是应有之义。但客观地说，四中全会《决定》主要停留在用法治培育市场经济的层面，建设健全的法制市场经济体系目前来看还为时尚早。比如，四中全会《决定》中司法改革部分，禁止党和政府领导人插手具体案件的审理，以及建立跨区域的司法系统，就是为了克服阻碍市场经济的地方保护主义。所以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重心是规范公权力，以保护私权利，让市场经济成为常态化的法治经济。

各位清楚了吧，政府就是通过这“三板斧”（前面谈到的新政，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奠定制度基础。这些制度，悄然地把中国经济带入了新常态。新常态的目标很清楚，那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一个法治经济的国家，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是新常态背后的逻辑和本质。

为什么这样说呢？一般认为，现代国家经济治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政府权力和责任的界定，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新政”和三中全会《决定》，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二是市场的规范与监管，四中全会《决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三是规范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政府通过新《预算法》，透过“全面、公开和权威”的原则，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新常态，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在向前推动的。因此，新常态的本质就是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命就是通过革除旧制度，让中国经济社会最终进入常态。

各位，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新常态的背后逻辑和本质。不搞清楚这些，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就是盲人摸象，搞不好会把新常态带上邪路。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采取的对内改革措施和对外经济战略布局，构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虽然令人眼花缭乱，但其背后是有逻辑的。这就是这本《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要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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