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音社按】去年郑永年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之后每个国家都将经历一个痛苦的调整期，接下来的几年可能会出现危机频发的情况。疫情不仅使得各国实体经济受挫，各国间的经济协作也面临着新考验。郑永年提出，未来全球化可能不得不回到20世纪80年代前的模式，即在主权经济体上进行“有限的全球化”。他判断，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有限全球化”时代。为使读者进一步感受未来世界变化的逻辑，东音社特刊发此文（本文摘编自《有限全球化》一书）。                         

一、痛苦的调整期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疫情之后中国经济的恢复，您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中国这次疫情受影响最大的还是社会底层人群和中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对人口庞大的社会底层来说，制造业、服务业停摆导致他们连续多月停工，对生活造成较大冲击，所以直接发钱给他们比较有效。有人主张发消费券，认为消费券一两个月就可用完，能产生消费，但如果发人民币，老百姓可能会存在银行里不用，那就没有GDP效益。但我觉得老百姓拿到一笔钱即使不马上用，存在银行，心里有点稳定感，那不是更好吗？如果要求他们把钱几个月用完，反而会产生恐慌感。

对于企业的帮扶应该更多地向民营企业倾斜，保护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就是保护中产阶级的基础，帮助措施不局限于现金资助，还可以考虑减税甚至免税、推迟缴五险一金、推迟还贷款等各种形式。

《中国新闻周刊》：受疫情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这将对中国的产业链产生什么影响？

郑永年：短期来看对中国确实会产生一个调整的成本，但中国现在产业齐全，调整成本会比较小。疫情之后，如果部分西方企业迁出，产业链出现空白了，中国企业也可以马上补上。这样一来，中国各个产业链不断调整优化，通过技术升级，慢慢往上走，中国会产生更多的整体产品，而不止是长期代工和组装。

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化进程加剧，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使得欧美国家很多产业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把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到全球范围内，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一大受益者。但总的来说，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变，即使中国的劳动成本和土地成本提高了，西方始终是需要中国的，因为他们不会放弃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最吸引西方资本的地方就是其市场的庞大。

《中国新闻周刊》：您怎么看欧美各国在疫情之下的经济策略？

郑永年：现在还有世界经济吗？各国现在的重点是要怎么救社会，保护社会，然后来日方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底线思维”。美国的成年公民至少可以得到1200美元，有的人还可以获得救济食物，欧洲、日本也是以救社会为重，这个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现在各个国家都在搞量化宽松政策，印钞票。但印钞票只是救火，把问题推迟到后面，解决不了本质问题。印钱太多了要发生通货膨胀，这个后果谁来买单呢？

所以每个国家都必然经历一个痛苦的调整期，等到每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这三个宏观方面都均衡了，产业也比较均衡了，才会回归正轨。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几年可能是危机频发的几年。

《中国新闻周刊》：您觉得疫情带来的危机多久能结束？

郑永年：我觉得要看疫情发展情况。简单地说，在疫苗研发和生产之前，谁也不能说疫情能控制下来。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地球上转了三圈才控制下来。

人们更要关注的不是哪些国家像中国这样控制下来了，而是哪些国家没有控制下来。现在，病毒已经在非洲国家蔓延，但非洲很多国家的经济能力和公共卫生体制应付不了这次疫情，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这次危机仅仅看作一个经济金融危机，这次可能是比1918年更严重的世界范围内的人道危机。

《中国新闻周刊》：就您观察来看，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对中国抗疫成果的评价如何？

郑永年：疫情期间，反华、歧视华人的声音不断，我预计疫情控制下来以后，新一波反华的浪潮会更大。

我觉得中国的这次抗疫，举措有力，把武汉的形势控制下来了，逐步复产复工，还有能力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供应医疗卫生物资，这些我们做得很好。这次疫情是一个全球性人道危机，我们实际上也是在做人道救助，但如果西方说什么我们就回应什么，以牙还牙，在行动上赚来的信用、信誉又被言论消化掉了。

现在是发扬大国责任的一个大好机会。我们现在要自信一点，低调一点，帮助的国家不分大小，不分穷富，不分种族，哪里有人道危机我们就走向哪里，这就是最好的话语。

二、 “有限的全球化”

《中国新闻周刊》：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将何去何从？

郑永年：全球化不会停止，但全球化的方式肯定要不一样了。我们一直说的全球化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走到今天已经走不下去了。从历史经验来看，可能会回到80年代以前那种 “有限的全球化”。

《中国新闻周刊》：“有限的全球化”有什么特点？

郑永年：“有限的全球化”是建立在主权经济之上的全球化。它有两个趋向性，一个是欧美国家会把一部分关于国家安全、人民生命的产业迁回自己的国家。另一个就是各国产业会在世界范围内分散布置。我认为建立在主权经济之上的全球化符合各个国家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新闻周刊》：您为什么觉得全球协作将走向“有限的全球化”？

郑永年：世界市场的存在是个假定，运气好市场就存在，运气不好，世界市场就不存在了。比如中美贸易摩擦，美国要把其所谓的“威胁”到国家安全的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让中国的技术进入美国，这么一来世界市场就被消解了。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那些有相当发达医疗体制和公共卫生的欧美国家，为什么这么束手无策呢？欧盟各国之间曾经合作无间，但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前期，每个国家都回到一个相对自私的状态，甚至出现国家之间截留口罩的事件。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所需的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呼吸机的生产线都在中国等其他国家。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美国80%的医疗物资和97%的抗生素是在中国生产的。所以我判断，疫情之后欧美国家会把关于老百姓生命安全的产业链迁回自己的国家，同时，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也是理性的市场行为。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年初英国正式离开欧盟，德国、意大利、法国也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政治思潮，为什么会有如此大面积的逆全球化衰退？

郑永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建立在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社会自身的比较优势之上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形成了所谓的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就产业链的附加值来说，美国处于“头”的位置（第一梯队），欧洲日本是“胸”（第二梯队），中国是“手”（第三梯队）。尽管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也随之产生了问题——以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是互相嵌套着的，现在经济跟社会脱钩了，经济跟政府脱钩了，资本到处跑，但社会不能跑，很多国家就业减少了，税收减少了，都跑去国外了，于是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层群体越来越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占总人口的70%，但美国现在的中产阶级人口占总人口50%都不到。现在西方社会不能再叫中产阶级社会，而变成了富豪社会。他们政治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反移民等观点，都是社会高度分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