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席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文|郑永年

很多西方媒体羡慕亚洲社会的抗疫方式。但令人惊讶的是，西方媒体一如既往地批评中国大陆，但对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做法进行褒扬。如果了解中国和其他东亚社会的抗疫模式，就不难发现这些社会之间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点。

这些社会大多采用侵入式电子监控跟踪、限制人民的出行、积极组织检测和实施严格隔离等手段，只不过在西方看来，这些手段如果用在中国，是中国制度“专制性”的表现，用到其他社会则是治理“有效性”的表现。中国政府早些时候为了减轻对正规医院的压力而设立的方舱医院，竟然也被西方媒体视为“集中营”。不过，后来很多西方政府也学中国，设立方舱医院。

一个国家的制度对政府抗疫肯定有影响，但并非如“民主”与“zhuanzhi”论者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制度和政府抗疫的关联性表现在方方面面，包括中央（联邦）政府的权力集中程度、政府规模、中央地方关系、地方政府的责任等。但所有这些制度因素，与其说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相关，倒不如说与一个国家的治理制度相关。

就制度而言，有几点是人们必须认识的。第一，每一个国家的制度都是根据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国情发展而来，并且是向历史开放的，在不同阶段与时俱进，以应对变化。一个制度如果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就会被无情地淘汰。因此，正如任何制度的消亡有其理由一样，任何制度的存在也是有其理由的。

第二，制度本身的可变性和灵活性。没有任何一个制度会像“民主论者”或“zhuanzhi论者”那样刻板地存在和运作。任何制度都既有其民主的一面，也有其专制的一面。在应付危机的时候，集权的体制可以转向分权，分权的体制可以转向集权。西方批评中国体制的集权性，但为了抗疫，不仅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而且老牌英美的民主，都纷纷转向政府集权。

历史上，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也是民主的产物。危机来临之时，比危机本身更危险的便是危机所引起的恐慌。西方所说的威权主义政体，有能力控制社会的恐慌。西方所说的民主政体，则因为重视个体价值而相对欠缺这种能力。在社会大恐慌的背景下，民主与jiquan只是一墙之隔。

第三，制度操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制度是由人来操作的，同样一个制度由不同的人来操作，效果就很不相同。在民主国家，人们看不到森所说的现象，即“民主政府必须面对选民，他们有防止灾难发生的强烈意愿”，而是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即民主国家领导人往往利用危机来强化自己的权力，或者自己所代表的党派的权力，而不是全力以赴地抗疫。

在匈牙利，民主政体自转型以来总是显出摇摇欲坠的样子，从来就没有巩固过。现在新冠疫情使得人民赋权右派政府，总理欧尔班已经可以实施政令统治，可以逮捕批评他的记者。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执政多年后面临耻辱的终结，但新冠疫情让他得到了喘息机会。他已经命令大多数法院关闭，推迟自己的腐败审判。印度封锁国家之后，总理莫迪的印度民族主义政府颁布了法律，方便印度人在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成为永久居民。

英国是老牌民主国家，但新冠疫情赋予政府部长可以拘捕人民和关闭边境的权力。美国是自由民主的灯塔，但总统特朗普已经获得战争期间才可拥有的诸多权力。

即使是西方一向感到骄傲的“言论自由”，在mincui主义崛起的时代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所谓的言论自由是基于事实之上的言论自由。但在mincui主义主导下，人们对任何事物都有了特定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一旦人们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看问题，就没有了事实，只有“后事实”和“后真相”。

如果说人们对应对病毒的方法有左右不同的看法，仍然可以理解，但如果人们对病毒本身是否存在、是否严重、是经济重要还是生命重要等基本问题，都具有了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这种言论自由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在西方，极端右派和极端左派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截然不同，不仅导致社会的混乱，更导致政府的抗疫不力。特朗普和一些政客的言论更使得普通美国人惊讶：民主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政治人物？

除了这些影响政府治理能力的制度因素外，影响西方政府抗疫能力的还有文化和社会因素。假定如森所说，民主政府更有意愿去治理危机，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也更有治理能力。影响政府治理能力的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经济的关系。

以上内容摘选自郑永年教授新作《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目前已在国内出版发行，本书从经济全球化、抗疫、美国的现状与忧虑等角度进行分析，对中国如何应对等提出战略性建议，欢迎大家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