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音社按】王一鸣，供职于某大型央企。知名国际关系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博士生。女性政治人物是其一直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著有《她世纪》一书。本文摘自《她世纪》，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20世纪80年代，当撒切尔夫人在其执政顶峰时，大英帝国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

一个女孩问男孩：“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男孩说：“当首相。”

女孩很吃惊：“男人也能当首相吗?”

笑话虽然夸张，但是反映了民众对于前任詹姆斯·卡拉汉政府高度干预下经济滞缓不前、工人罢工、社会混乱的极大不满。在撒切尔的三届政府治下，英国的通货膨胀率由1975年的27%降至1986年的2.5%。在撒切尔的第三个任期时，英国自50年代以来的财政赤字终于转为盈余，这是伟大的成就。

撒切尔夫人

2002年评选的“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中，撒切尔名列第16位，是在世的人物中排名最靠前的一位。然而，由于退位后仍然“垂帘听政”，撒切尔使得保守党四分五裂，给英国政坛带来了持久性的负面影响，2003年评选的“最坏的100名英国人”中，她也曾名列第3名。

撒切尔是足够敏感的，她曾说过，“在我有生之年，英国不会出现女性首相”。她说的对极了，她去世后三年，第二位女性首相特雷莎·梅才刚刚当选。她很明白自己在英国政坛出现的时机、发挥的作用和带来的影响，她知道自己所代表的女性领导映像必须并且只能成为历史的一瞬，忽而升起，而后迅速湮灭散去，此后许久都不能再有类似的情况。事实证明，在撒切尔的时代，她的确是孤独的。

在写作本书的后记部分的时候，我们也曾像笑话里的小姑娘一样乐观，彼时特雷莎·梅风头正劲，拉加德的连任几乎不会遭遇任何意外，整个德国又要重新经历一届无聊透顶的默克尔政府。而在美国，共和党正在因刚刚选出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深陷绝望，他们几乎已经断定希拉里会获得大胜，很多人放弃了希望。我们很开心地写到，不会再有孤独的女性国务家，这大抵应该是一个“她世纪”。这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现实一次次让人大跌眼镜。希拉里缄默不语，拉加德在历经法庭辩论和信任危机之后最终勉力涉险过关，而余下的几位女性国务家的命途仍在跌宕。

在英国，伦敦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接连遭遇恐怖袭击，在第一次事件发生之后，特雷莎·梅还能够淡定地表示“我们的价值观终会胜出……数百万人将继续过他们的正常生活……伦敦是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城市”。她知道，首相自信的表态能够让市民们感到宽慰，人们在威斯敏斯特宫附近的酒吧谈笑如常，在门口的车站搭公共汽车回家，议会的Twitter上只留了一句话——“明天照常上班”。然而，当事情接二连三地出现，特雷莎·梅在历经了几次从安全通道的仓皇逃难之后最终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深知自己未经选举获得的合法性支撑不了太久。匆忙之下，她犯了和卡梅伦一模一样的错误，对保守党的民意基础过度乐观，并在提前举行的大选中浪费掉了自己好不容易修得的历史机运，不得不一个人承担“悬浮政府”的所有责任，并做好在即将到来的任何时刻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活的准备。

特雷莎·梅

在德国，默克尔度过了最为糟糕的时刻。在荷兰、法国极右翼势力暂时消退、英国多次出现恐怖袭击、特朗普在大洋彼岸持续传递深刻敌意的同时，向来对这个世界持保守悲观态度的德国民众最终做出了重要转变。从某天起，默克尔的支持率开始稳步攀升，在之前举行的地区性选举当中，默克尔连胜三场，并在社民党大本营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世界终于渐渐回到她所熟悉的节奏里。在八国峰会与特朗普的第二次会面中，面对后者对德国人“很坏”的道德指责，默克尔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里坚定而勇敢地宣布——“能够完全信任对方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去了，欧洲人必须真正掌握自身命运”。这是一条美国和欧洲之间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分水岭，某种程度上，默克尔回答了德国正在重现的那个命题。

在虚拟世界，Claire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轮到我了（My Turn）”。然而她的代价是巨大的。在最后的时刻，她的周围环伺着虎视眈眈、心狠手辣的军工利益集团，两名代言人Mark Usher和Jane Davis杀人不眨眼，做事不留痕，Claire唯一应该信任的Lane已经不在身边，Doug自身难保，白宫成为白宫以外势力的玩物，Claire成为名副其实的“套中人”。整整有半季的时间，Claire浑浑噩噩，在Underwood先后与Conway和院外集团殊死缠斗之时，Claire却反复沉溺于与Tom难分难别的低质情感里，理性不明、昏招不断。最后甚至用Davis的毒药在Usher家杀死了自己已经倾注了情感的Tom，历经整整五季的政治洗礼，双手第一次沾上鲜血，并且为所有敌人看到。悲剧在于，Claire明明失去了一切，却以为自己得到了一切，Underwood在第五季经历了个人政治理念的重要提升，已经能够在美国政治的各扇门之间自由游走，而Claire仍然只看到了椭圆形办公室里的总统座椅，以为那里是权势的全部意义。最为糟糕的在于，Claire最后的表态很可能意味着，她将暂时选择主动远离Underwood的佑庇，她确认自己拥有足够的谋略和经验，可以担负白宫生活的复杂与艰辛。在第五季的结尾，Claire的政治判断很有可能不幸回到第一季的原点。

二、“政界女性的皮肤需要像犀牛皮一样厚实”

我们无法否认男女有先天的性格差异。较之于男性，女性的美好就在于性格的单纯和柔软，不到万不得已，不愿主动触碰政治的错综繁复和肮脏污秽。事实证明，拉加德在街头竞选、议会吵架、计算投票率等事务上的能力不仅难以及格，甚至是相当糟糕的。然而，这是一切政治生活的起点，是从事一种艰辛而颇有意义的政治追求所必备的技艺。希拉里和默克尔在本性上对此也感到厌倦，但是她们都共同筑有伟大的国务梦想，是这份理想不断驱动着她们走进议会、走上街头、走进一重重充满诱惑力的政治对抗之中，这份理想着陆的过程就是她们的政治教育过程。尽管艰难，但是她们都顽强地累积了必备的政治资本。

希拉里

然而，作为一种“权力的游戏”，这项技艺本身多多少少在天性上更契合于好斗的男性，女性政治家很难摆好自己的位置，永远像是一个局外人，或是一名受到关怀、怜悯和同情的“小透明”。在《纸牌屋》里，无论Claire怎样冰冷无比，在权力的驾驭上终究还是显得不如Underwood圆熟。在英国，约翰逊和戈夫之流没有当上首相，然而看起来他们在议会和街头的演讲仿佛更具有存在感。在美国，特朗普可以肆意嘲笑女性候选人，在一次电视辩论中，他极端没有教养地指责希拉里离席使用洗手间的行为“很恶心”，他在咒骂惠普前CEO菲奥莉娜时使用的语言是“瞧瞧她长的那张脸”。当FOX主持人梅根·凯丽批评他不尊重女性时，他发狂般嘲讽道：“她的双眼流血，身上每个地方都在流血。”

这些真实的政治场景吓到了很多女性，让她们在政治面前发现了自己性别的劣势。面对辱骂、嘲讽、人身攻击甚至安全恐吓，男性政客往往不会太在意，然而对于敏感而柔软的女性而言，这是实实在在的心灵阴影。罗斯福夫人在20世纪就曾给出过建议，“政界女性的皮肤需要像犀牛皮一样厚实”，但是她也知道，在政治生活中，这种勇敢、坚韧和自信在女性身上很难做到。过去，人们习惯于将女性政治家安排在具有标签意象的位置上，既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又没有妨碍男人干大事。这种方式极大地安抚了很多女性微薄的虚荣，可以在无须作为的同时肆意馨享这个位置所带来的一切美好。然而现在，女性国务家们逐渐发现，自己很难仅仅满足于这点微末的欢欣。这意味着她们要去与男性争夺、撕扯、诋毁和妥协，意味着去担负国内外各方各派的势力平衡，去面对政绩的考核与监督，甚至意味着一直以来所意欲建立的道德完满的形象与价值正确的神性很有可能伴随着政务的可检验性而逐渐流失。最后，这意味着辛苦、操劳和苍老。对于女性政治家而言，这些是性别意义上的成本，而这些成本本来是不应有的。

三、女性比男性更易于被推上危险的职位，有时成为应对失败的“替罪羊”

男女之间有一种既成的结构性障碍。这种障碍就是希拉里最喜欢提及的“玻璃穹顶”。这个穹顶如此稳固，由浩浩荡荡的男性大军守护，轻易不会展现给女性世界。只有一种情况，在男性斗争的偶然间隙，由于暂时缺人、派系妥协或是仅仅是为了更换口味，他们会假装善意地空出一个位置，等待着一名饶有野心的女性来缓冲、转承甚至替罪。英国的米歇尔·瑞恩与亚历克斯·哈斯拉姆教授给这种情况取了一个和“玻璃穹顶”类似的名字——“玻璃悬崖”，通过对首席执行官、律师、准议会成员甚至中学学生代表等群体的研究，他们发现，女性常常被分派棘手的任务、高风险的案件以及（对英国大选的分析显示出）较难赢下的选区，相较而言，女性比男性更易于被推上危险的职位。很多时候，这并非一种正常的性别进步迹象，而仅仅是表明在男性充当无用的总统、失败的青年领袖及失意的大律师等角色几个世纪后，间歇性地轮到女性一显身手了，等到她们短暂而局促的功能作用发挥完之后，再迅速将其社会地位打回原形。更为糟糕的是，如果这些女性失败的话，结果可能打击到未来几代有抱负的女性领导者，并且会比上一轮按得更死。

杰克·韦尔奇

男性CEO的杰出典范杰克·韦尔奇就曾经为同时代的三位女性CEO感到担忧，在他看来，惠普的卡莉·菲奥莉娜、朗讯的陆思博和施乐的安妮·马尔卡希都在一定程度上被交代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说，如果她们失败了，将挫伤让更多女性担当此类角色的努力。菲奥莉娜、陆思博的命运确实不济，男性接替了她们的职位，菲奥莉娜甚至后来按照党派安排去竞选了总统，结果很快在初选阶段遭遇了惨败。

男性政治家是足够狡猾的，他们在看不清未来的路向，或是在彼此间的争斗中难以拥有足够的胜算时会选择集体妥协。冰岛金融危机后就有一批女性金融家和政客填补了高层空缺，包括女性同性恋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某种意义上，英国脱欧后的大选也是如此，In和Out的两派力量在这场民族路向的撕扯中用尽气力、两败俱伤，谁都无法累积足够的合法性带领整个帝国前行，也干脆不知道应该往哪儿走，特雷莎·梅的轮廓于是从内阁的冷衙门中逐渐凸显而出。正如IMF总裁拉加德所说，“每当事情遭遇变故时，女性便会介入，她们使形势恢复到稳定，甚至回到更好的状态，然后，男人们又莫名其妙地杀回来”。

在这样的意义下，即便走上政治的前台，也只能算作多元主义的胜利、算作机运的胜利，不能算作希拉里或者特雷莎·梅的个人胜利。正如瑞恩教授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女性有时成为应对失败的“替罪羊”，而有时即便获得任命也仅仅是因为“男性不想承认失败而后退一步”。在危机时期，组织倾向于任命看起来不一样的领导者，未必是因为她们会带来改变，而是因为任命她们的决定本身就预示着改变，我们永远不能天真地觉得这似乎代表了一种趋势。

四、逆全球化对女性政治人物的影响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主义信念日渐式微，人们隐隐觉得冷战结束以来那种维系了20年之久的不断繁荣向上的好生活正在结束。全球化促进了国家之间经贸的相互联结，也在灾难到来之后把所有人紧紧绑在了一起。最近的10年，世界范围内长时间的复苏乏力使人们灰心丧气，孤立主义、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不断滋生，人们开始重新企盼强有力的政治领袖能够带领自己的国家走向复兴和繁荣，企盼伟岸的身影、粗犷的声音和坚定的手势，很大程度上，他们心中的幻影呈现出来的样子往往是男性。在英国，特雷莎·梅之所以当选，完全是因为约翰逊们看起来确实太过玩世不恭。在韩国，当崔顺实的所作所为逐渐浮出水面之后，人们开始抱怨，如果是一名男性总统就不会这么脆弱。在美国，著名民调分析机构538网站在最后的时间提出了警告，“在竞选的最后一轮，人们通常会说，‘噢，她真的很不错，不过说真的，还是来个男人吧’”。事情真的就按照这样的方式发生了。

朴槿惠和崔顺实

未来几年内，这种状况很可能持续，希拉里们留下了很不好的示范效应，下一位竞逐这一职位的女性将受到更为苛刻的指点，人们会潜意识地认为，连克林顿的夫人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你凭什么做到？对于特雷莎·梅而言，她的“玻璃悬崖”更为险峻，一旦英国脱欧的谈判有任何不顺利，人们会想起她在刚担任首相之后的前几个月，在推动这件事情上有多么坚决，似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人们会把所有的罪责推卸给她的这份强势，英国很长时间都不会出现第二个特雷莎·梅，就像当年等了许久才出现第二个撒切尔一样。

而当我们继续去检视各国或地区的后备女性力量，我们发现这些女性候选池更是弱小得可怜。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现状相对较好。本届和希拉里一样具有总统竞选能力的女性不下5位，她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准备提名马萨诸塞州女参议员沃伦作为竞选搭档。而美国近年来接连的女性国务卿、女性国家事务安全助理任命也表明，美国的确拥有相当数量的女性候选人，州议员——联合国大使——国家事务安全助理——国务卿——总统这条道路屡试不爽，即便不是希拉里，将来也会有更多的女性沿着这样的路径走上最高位置。在中国台湾地区，由于从政成本相对较低，整体政治气候更为细腻、柔软，女性政治人物近年也是相当普遍，吕秀莲、陈菊、蔡英文、洪秀柱等接连出现。特别是在民进党，“美丽岛事件”后，不少“党外”人士入狱，他们的妻子随即代夫参选“立委”，并一举成功。有一段时间，台湾“立法院”内的“党外”人士甚至被戏称为“妻子军”。按照福山的说法，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属于弱国家（地区）、强社会的民主过剩，女性参政的土壤在多元主义的佑庇下得到了很好的生长，产生了足够的女性从政者，进而带来了足够大的候选池。

而在君主立宪制传统的英国和国家权力集中的德国，女性候选池则没有发育得那么充分，在性别歧视最为严重的阿拉伯世界，女性议员的比例甚至只有10%。自2005年以来，阿拉伯国家在政府工作的妇女人数事实上一直仅有7%。在这样的不平衡分布下，伴随着一种整体性的接连失利所带来的情绪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她世纪”已来临的说法，现在的确言之过早。

《尚书》在记载武王伐纣时，曾经有一句话：“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其含义很有趣——母鸡是不可以在早晨打鸣的，倘若母鸡在早晨打鸣，这一家子就完蛋了。这句话的本意是引申后宫不得干政，然而，其在描绘男女的性别意义时竟如此生动，深刻地构成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独有偶，在韩国也有一句类似的谚语，“当母鸡打鸣、公鸡沉默时，一定有什么事儿不对劲”。朴槿惠曾经多次提到这句话，她总是自豪地表示，自从自己当上总统以来，简直没人敢在她面前提起这句话，她认为这是个好迹象。

五、人类即将迎接“她世纪”？

今天，时代变了。当我们在今天谈及“她世纪”的概念，我们更多的是在梳理20世纪的一些破碎的女性政治的画像，看她们是如何在本世纪初期形成鲜明而规模性的脉络。在完成了本书的叙述后，我们发现，尽管只有5个人物故事，但是她们之间的联结能够勾勒出女权主义在新世纪的一些基本风貌，也能够记载她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次努力。

尽管最后一篇后记，聊表了笔者对于当下女性国务家生长环境的担忧，但这种担忧无法否定整个趋势。拿破仑战争以后，大众政治的觉醒速度让整个欧洲的专制统治者震惊，民族、种族、阶级的自觉意识先后在其中发酵、生长、确立。女权主义运动自20世纪初期开始至今，刚好一整个世纪，在新世纪的头10年内得到疯狂的发展是极好的兆头，即便短期内被遏制下去，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日益繁复的政治生活中经受历练，她们终将明白政治生活的本意，并联合起来为自身应有的权利进行抗辩。

闺阁自古历历有人，这个世纪还有80余年等待铺展，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眺望，或许这同样是一个属于Her的Story。

点击购买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