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国人的经济行为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有心观察者不难发现，与他国人相比，过去40年国人的经济行为呈现五大特征，即，超高的致富欲望、超强的吃苦精神、炽烈的学习热情、高昂的储蓄/投资意愿、强烈的攀比心理。

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的目标是政治上的进步，致富欲望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成为批判的对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时说是按劳分配，实际上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劳动不劳动分配到的差不多，个人致富的渠道堵死。不仅如此，致富的欲望也不被允许，认为与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相违背，与共产主义理想更是对立，是浓厚色彩的个人主义，在当时可能是除了犯罪与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之外最大的个人错误了，每每受到批判。

可是，改革开放后的很短时间，邓小平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得致富得到了正名，不但致富欲望可以得到表达，致富行动得到认可，而且致富日益成为人们生活追求的目标。以至于随后国人的致富欲望之高，不仅纵向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横向与其他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的人相比，均有过之，可谓超高。

其表现，近 3000万名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及近7000万户的个体工商户日夜不停地奋斗创业，为的是积累财富；近3亿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为的是挣先是几百元，后是上千元，到现在也就是几千元一个月的工资；每年过千万的高中毕业生竞相报考大学，为的是将来有更高的收入；无数的白领频繁跳槽，为的是获得更高的薪酬；过亿的股民活跃于股票市场，屡败屡战，为的是财富增值；数亿的“房奴”购房，很大程度上是赌房地产升值；这些年来如火如荼的万众创业、大众创新，固然有政府倡导与推动的因素，但能够形成目前的声势，背后正是万众或大众超高的致富欲望。总之，一切活动的目标都是致富。致富不仅不是当年的忌讳而是响当当的口号和高大上的追求，以至于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崇尚财富的风气，且大有矫枉过正至“嫌贫爱富”的趋势。就刘易斯提出的“如何对待财富”的态度而言，国人可以说已经异常高度的财富化了。

国人的致富欲望是无时不在的。白天辛苦上班，晚上回到家里后，他国人在享受咖啡、聊天、球赛、聚会或电视节目之时，国人则，企业家在盘算今天企业的盈利，想着与客户交流；个体工商户则在算账，看看今天挣了多少钱，想着明天的销量如何；广大的股民总结一下股票的升跌，计算一下当天的盈亏，想想明天如何操作；有房者搜索今天楼市的信息，尤其是房价升跌的消息，看看自己的房子升（贬）了多少，有余钱的还想想明天去看哪里的楼盘。一般老百姓则回顾一下存款多少及总财富的增减，看看离自己以前设定的目标，还有多少距离。

尤其是， 评价个人成就，进而价值的标准，变成收入与财富的多少。朋友之间，甚至是与生人之间，每每问的是：“一个月挣多少钱？”“年薪多少？”“有几套房子，在什么地段？升值了多少？”“买股票了吗？赚了没有？”这种赤裸裸的财富询问，不仅外国人觉得奇怪，就连高度崇尚财富与商业化的香港地区的人也难以理解，但在内地人之间却司空见惯。这当然与习惯有关，也与改革开放之前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的工资收入都是公开的秘密这一事实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反映了国人超高的致富欲望。

看看A股股票市场的动荡，可管窥国人的致富欲望。A股市场的表现真是令人失望，不仅低迷，而且大幅动荡。2007年与2015年的股灾令人记忆犹新，其间还不断地有准股灾。根本原因在于，A股的股票市场机制没有科学地建立起来，其中一个机制缺陷就是机构投资太少，而散户投资者太多。据统计，2017年，A股市场散户投资者持股比例超过40%，大大高于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的该比例，更是美国这一比例的10倍左右。表4.3显示，2018年，A股股票账户数目超过4.6亿，B股股票账户数目超过276万；实际A股与B股的股民数目则分别超过1.45亿与240万。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若抛去农村人口并考虑未成年人口，如此高的股民数量也是惊人的。正是由于散户多，而且大家都短期炒作，投资知识又贫乏，所以造成A股股票市场的大幅动荡。巨大的股民数量，以及他们高度的炒作行为，反映了国人超高的致富欲望的一个侧面。

另一个侧面，则是买房者的数量以及“房奴”的数量，即使相对于庞大的人口数量也非常可观，所以造成房价居高不下。过去几十年的买房需求，有一部分是刚需，即结婚买房或换房需求，但相当一部分是投资或者投机需求，指望买的房子随房价上涨而升值，积累财富。这部分需求之大，无疑是国人超高的致富欲望的另一个明显反映。

金明主编的《再穷也要挤到富人堆里》（2009）举了一个号称咸蛋黄大王的农民改革开放后致富欲望日益上涨从而致富的例子，现引用如下[1]。

“咸蛋黄大王龙金平是湖南省衡东县霞流镇李花村的农民。

“龙金平家紧靠京广铁路，邻里乡村有养鸭的传统。在龙金平9岁时，就被生活所迫，每天一大早就用篮子提着20只鸭蛋去火车站，偷偷卖给列车员。每只鸭蛋2分钱，他也就使用这些鸭蛋的薄利解决了自己的部分生活费和学费。

“1980年，龙金平高中毕业之后，来到衡阳市某建筑队打工。那时他每天将2400块红砖挑上6楼。当拿到第一个月16元工钱时，他哭了，在乡下时，父母辛苦半年也难挣到这么多钱呀！

“一年的打工经历使他成熟了许多，他不相信在家乡的土地上发不了财。于是，他怀着强烈的致富欲望，揣着打工挣下的钱回到了家乡，立志干出点名堂出来。

“那个时候，政策还没有放开，城里居民很难吃上农村的新鲜鸭蛋。龙金平发现这个问题后，就决定与爱人每人挑一担鸭蛋，乘火车到广东去卖。车到广州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他们往火车站边的大樟树下一倒，便蒙头大睡。第二天清晨，他们又提心吊胆将蛋挑到10公里外的清平市场卖。一次来回一个星期，可净赚50元。

“政策放开后，龙金平从霞流镇信用社贷款200元，他利用这200元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他以家乡作为大后方，在广州不断开拓销售的前沿阵地，赚的钱也越来越多。

“但龙金平不满足。他发现：养鸭毕竟是个传统产业，所以效益不高，乡亲们主要靠出售新鲜蛋来获得微薄的利润，营销途径大多局限于农贸市场交易。一种更为强烈的致富欲望驱使着他去开拓新的事业，那就是：创办自己的蛋品加工厂，变卖原料为卖产品。当地有众多的养鸭专业户，有丰富的鸭蛋资源，有传统的盐蛋、皮蛋加工技术，这些不正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吗？

“说干就干，经过龙金平的努力，1997年4月，成立了以鸭蛋收购、加工、销售为主要业务的衡金优质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紧接着，他引入先进技术对鲜蛋进行深加工，从而结束了只卖原料的历史，鸭蛋的加工增加了产品附加值，带动了盐蛋产业的发展。

“通过几年的努力，龙金平创办的公司已发展成为内联千万农户、货畅大江南北的头龙企业。

“接着，龙金平以创办的衡金优质农产品有限公司为龙头，组建了全国最大的咸蛋加工基地。2001年，他已经向北京、广东、上海、香港等地销售咸蛋黄1980万枚，产值达到1600万元。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鸭业已成为衡东县的支柱产业，全县有3.1万农民因从事养鸭、鸭蛋加工、收购、销售而脱贫致富。

“因此，龙金平多次被省、市、县有关部门评为‘优秀经理’‘先进企业家’‘全省农产品营销大户’，还被评为全省劳动模范。”

其实，龙金平只是全国千万个小企业家中的一位，他超高的致富欲望使得他成功致富并创业，也只是无数此类例子中的一个。的确，超高的致富欲望是过去40年国人经济行为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且以笔者的观察是国人经济行为的最具代表性与最大的特征。

本文节选自《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成因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