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音社按】明治维新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其背景是什么？主张是什么？路线是什么？目标又是什么？日本行政学泰斗，在其著名著作《大隈重信传》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经东方出版社授权，特别发布，以此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

一、“尊王攘夷”思潮是明治维新的大背景

明治维新的当务之急是统一国家和确立国民的生活基础，可进行维新之前却没有一份计划表。当时“尊王攘夷”点起了星星之火，如果能好好把握时局就能够改变历史，基于这种判断，志士们毅然决定实施了“维新”。将“尊王”和“攘夷”结合在一起，改变时局的思想，来源于江户末期的吉田松阴、赖三树三郎等先驱和水户学派的理论。但是抓住机遇推动时代运转的，却是维新志士们。那么当时为什么必须将“尊王”和“攘夷”结合起来呢？答案就在《大久保利通日记》在庆应三年（1867年）6月记载的《相谋日本国内外夷情况纪要》中。其中记录着外夷在日本藐视皇威，与将军签订条约后肆意妄为，于是“尊王”的方式就是“攘夷”便成了一种必然。话虽如此，“攘夷”并不简单，在萨英战争中，萨摩藩遭到了英国的痛击，长州藩也遭到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的重创，通过较量，仁人志士们深切地认识到“攘夷”的不可行。但是一直也没有丢掉“尊王攘夷”的口号，因为“尊王攘夷”已经成为一种大势所趋。孝明天皇曾驾临贺茂下社、上社、石清水社行幸，还不断祈祷“攘夷”成功。最后完全表示放弃了“攘夷”的立场，是在新政府的外国事务总督东久世通禧对诸国一改态度，通告“开国和亲”的时刻，那也正是在“王政复古”的大号令下达之际。

二、“王政复古”和《五条御誓文》是明治维新的大号令，确定了日本的国体和国策

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是在庆应三年12月8日。就在那之前的10月13日，讨幕的诏书通过中山忠能、正亲町三条实爱、中御门经之的公卿同盟之手，下达给了大久保利通和广泽平助。其中还下旨恢复了长州荻藩主父子官位。虽然有人认为这份讨幕的诏书不论是内容还是手续都是伪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中控诉德川幕府的罪状时有“绝王命，覆灭神州”“携万民于沟壑”（使万民陷入痛苦的深渊）等内容，显示了要通过“维新”救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决心。“王政复古”大号令中写有“诸事应按神武创业之始，无缙绅、武士、堂上、地下之别，皆需竭力发表至当之公议”云云。指出维新是堪比“神武创业”的大业，使得“王政复古”的寓意更加鲜明化。其实最初的考虑是写堪比“建武中兴”，后来在岩仓心腹玉松操的建议下改为了“神武创业”。此外，强调了“竭力公议”和越过“缙绅、武士、堂上、地下”的身份之别的重要性。但是这些仅仅是维新派用于集结各方势力的口号。如果要建设新国家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庆应四年（1868年）3月14日发布了《五条御誓文》和“安抚亿兆，宣扬国威”的御宸翰（诏书）。这些和先前的“王政复古”大号令并称为明治维新的建国国策。大隈重信每当面对艰难局面时，包括能够接受政敌起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都是因为他自己也是用这个精神指引自己方向的。《五条御誓文》具体内容如下（原文中的一至五项都用“一”来表示）：

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2、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4、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这五条誓文之后，还有天皇“向天地神明起誓，定此国是，立保全万民之道”等语句。

《五条御誓文》是以三冈八郎（由利公正）的题为《议事之体大意》的文章为草案，后由福冈藤次（孝弟）修改后改题名为《会盟》，最后经由木户准一郎（孝允）之手再次调整后，重新定题目并完成的。每一次的方案都是由这五项构成，福冈的方案是一、三、二、五、四的顺序，后来被木户调整成了最终誓文的顺序。三冈方案中的第五条是“万机决于公论，勿决于私论”。后被福冈调整为了第一条，还添上了“兴列侯会议”。再后来，木户又改为“广兴会议”。这样改动后反而更接近三冈的方案，去除了土佐藩诸藩联邦的公议政体色彩。誓文第二条中的“上下”的说法，在三冈的方案中写的是“士民”，在福冈方案中改成了“上下”。而誓文第三条原先在三冈的方案里是第一条，在福冈的方案里是第二条，写作了“官民一途”，后来被改成了“官武一途”。还有就是在三冈和福冈的草案中都没有相当于最终誓文中第四条的内容。三冈的文案中写的是“以贡士任期为限，让与贤才”。后来，福冈将“贡士”改为了“征士”，其余的内容基本一致。但是后来这一条被删掉了，没有写进誓文。那是因为这《五条御誓文》就是对全天下发出的宣言，所以没必要写只是涉及国内事务的贡士任免问题。誓文的第五条是原先草案中的第四条，在三冈和福冈的方案中也都能找到同样的内容。

发布《五条御誓文》的同时，还发布了“安抚亿兆，宣扬国威”的天皇亲笔诏书，诏书宣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中略），不问一身艰难辛苦，亲自经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它不仅直接传达出了“王政复古”的霸气,同时也是一份旨在实现真正意义的天皇亲政，实现安抚万民的宣言。

三、明治维新的目标和路线

从上述发表的号令、誓文和亲笔诏书中，可以传达出明治维新的多个目标。明治维新就是同时高举多个目标，因此也分化出了多条路线。有人说正是因为它的目标是暧昧模糊的，反倒促成了明治维新的成功。因为目标多歧反而反映出明治维新是抱有不同目标和信念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反映出在应对不同的形势变化时，所强调的目标、路线会随之变化。因此舞台的主角总是不断轮换的。在明治维新的领导群体中，存在着“复古派”和“开明派”，“守旧派”和“进步派”，“武断派”和“文治派”的对立。在改革的速度上，也有“渐进”和“急进”之分，这是与他们都有特定的目标和路线密不可分的。不过这也并不是绝对的。守旧派中，参与国体路线的大久保其实倾向于“民治路线”。他晚年又转为“文明开化主义”的对内路线。大久保自己解释道：“我自己本来是想走民治路线的，但是对岛津久光和西乡隆盛等人有所顾虑，所以没能实现。”（《大隈伯昔日谭》）尽管目标多歧，从实行明治维新到后来建国，大家始终都共同坚持了一些东西，综合如下：

1、王政复古主义： 国体路线和亲政路线

2、文明开化主义： 对外路线和对内路线

3、国民重视主义： 立宪路线和民治路线

明治维新是日本为了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建设近代国家，跻身西方列强队伍而进行的一场伟大革命。

首先，明治维新是通过“王政复古”来达成这一目标的，这个过程本身就体现出了明治维新的建国性质上的特殊性。“王政复古”的路线可以分为两个：一是为了维护日本固有的国体，二是为了实现天皇亲政。这二者互为补充，出现在了同一口号之中。如何将它与建设近代国家的要求兼顾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其中“王政复古”大号令中明确要求逾越缙绅、武士、堂上、地下的身份之别，这也是建设近代国家必须要克服的矛盾。

从建设近代国家的要求看，自然引出了第二个目标“文明开化”。日本最初是以防备外敌为目的的。后来又从这一目的出发，发展为对外扩张路线。在防御和扩张的过程中日本大力推进了“富国强兵”的政策。富国是指要培育日本国内产业、搞活商业。这和追求“殖产兴业”的对内路线又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是“重视国民”的目标。这一点在“王政复古”大号令中已有明示，又在《五条御誓文》之后追加了“立保全万民之道”。此外天皇亲笔诏书中也写有“安抚亿兆”。由此可见，这是被奉为明治维新非常重要的目标之一。此外，《五条御誓文》的第三条写着“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这就是让所有的人都不再受制于出身，充分体会到实现个人价值的成就感。可以说，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即近代国家就是“国民国家”，建设近代国家必须要将国民置于基础性的地位。这种认识虽然模糊，但当时确实已经萌生了。重视国民的目标后来又分化为“立宪路线”和“民治路线”。立宪路线可以确保将誓文中的“广兴会议”变为成文的“宪法”。通过宪法强化统治基础的同时，来提升对国民生活的期待。这意味着立宪路线和民治路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说实现了立宪路线就不需要民治路线了。

木户孝允在《五条御誓文》发表前夕的庆应四年2月，致信伊藤博文，书简中写道：“戊辰战争业已开始，我方已锁定胜局。眼下之事虽应接不暇，但未曾想出长久之策，实属遗憾。余虽力所不及，然革命必将由阴云转为日向，余等将竭力而为。”（《木户孝允文书》卷八）正是为了在这种阴云密布的状态下能觅得一个方向，才有了《五条御誓文》的诞生。人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一边在黑暗中摸索，一边不遗余力地将维新由尚未完成的断行阶段，推进到了近代国家的建设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