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对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探索

长期以来，基于“消费、投资、出口”的总需求管理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三驾马车”这个名词深入人心，仿佛这就是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近年来，我们却发现仅靠拉动消费、投资、出口已经不能够持续有效推动经济健康快速增长了，换句话说，就是虽然把“油门”踩到底了，“车子”依然减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看看“发动机”是否出了问题。

2012年11月，在新一届领导班子锐意改革的背景下，我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指出宏观政策不能仅限于总需求干预，而应该多重视供给侧，强调了供给创造财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并从五大财富源泉和三大增长模式出发，呼吁推动供给侧改革，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新供给主义宣言》正式发表之前，我专门去征求一位曾经长期服务于最高决策层的老前辈的意见，前辈充分肯定了文章的内容和对推动改革的价值，并指点说，第一，最好不要用“主义”，这样容易引起望文生义者的批评；第二，不要批评前期的政策，这样领导看了好批示；第三，题目前面最好加上“中国式”，表明是区别于西方而根植于中国实践。当时听到这样推心置腹的指点，我的内心充满敬佩与感激之情。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发表后，对于《新供给主义宣言》所呼吁的内容，社会上绝大部分反馈都是正面和积极的。

2013年，我又陆续发表《以新供给主义推动中国深层次改革》《解除供给抑制，释放财富源泉》《中国宏观调控应从需求转向供给》《从供给侧着手重启改革》《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新供给主义稳增长三大主张》《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等二十多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粗浅的理论体系。

2013年7月，我出版了《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探讨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如何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在放开人口控制政策、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土地产权改革和土地流转、贸易4.0战略、金融改革等方面做了具体研究和阐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发布，开篇即旗帜鲜明地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资本、技术、管理等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但与新供给主义“五大财富源泉”的经济分析框架一致，而且与此书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

2015年11月9日，我参加了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并做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开始增长新周期》的书面和口头汇报。11月中旬，中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月，我为深圳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负责人作了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转经济颓势、重聚改革共识的战略性选择”的报告。2016年，又多次应邀为多部委和地方的干部学习做了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学术汇报。

在不同的社会舆论氛围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发声的重点也会有所不同。比如2012年我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对总需求管理的激烈批评，那是基于之前10年“一脚油门、一脚刹车”政策的必然反思；2013年下半年“钱荒”以后，面对经济下行，因担心批评“需求刺激政策”而使稳增长的相关政策受到舆论抑制，这一阶段我再没有批评总需求管理；在2015年11月份中央决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我于12月9日在FT中文网上发表的《供给侧改革应避免三大误区》，专门强调不能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对立起来。

2016年1月，我与国务院研究室、科技部、国土资源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批专家学者共同出版了《供给侧改革》一书，成为多个省市党政干部研讨供给侧改革的参考书目。2016年9月，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召开“供给侧改革下一步怎么办”圆桌研讨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先生、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先生，以及国土资源部、科技部、工信部、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南方科技大学、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等单位相关领导与专家学者出席，11月与会专家共同出版了《供给侧改革下一步怎么办》一书，希望能够在推动形成新供给、新动能，推动医疗、教育、能源、土地、金融等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克难方面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与供给侧改革

作为一个普通经济学者，在每一次应邀给地方政府、部委领导干部或行业协会汇报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解时，我都首先声明我所讲的只是一个学者的一孔之见，是“学术浅见”而不是“政策解读”。当然，如果听者通过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原理这样一个侧面出发，更深刻全面地理解了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取向，那是他们自己的智慧。的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最高决策层基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所作出的深谋远虑的主动选择和战略选择；而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只是我和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在2012年以来的一些学术创新和一些浅薄的理论探索。

虽然离不开现实的土壤，但经济学术研究更偏重于从特定的哲学认知和逻辑推理出发，分析现实问题，抽象出一般性原理，解释经济现象，并不排除从理论方面提出改变现实的原理性建议；而政府的经济决策和改革行动，则是从经济现实、政治政策现状出发，在权衡长期、短期和各方面利益后所做出的政治行为选择，这其中虽然也可能吸收某个学者的学术主张或思想——但只要决策本身对客观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对经济运行有好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完全没必要拘泥于任何学术概念，而且必然是综合了不同经济理论，包含着各种必要诉求的政治、政策混合体。

也正是因为如此，虽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2012年以来一直在呼吁“供给侧改革”，但这与2015年作为中央政策所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然不能简单等同：比如2015年第四季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就主要是调控政策，这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政策顺序和实施方法有所不同。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在乔布斯创造苹果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苹果手机为代表的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当以苹果为代表的智能手机进入供给扩张阶段后，原有的诺基亚等老化供给就必然退出市场；因此，在顺序上应该是先有新供给、新动能，然后是去库存、去过剩产能，从发生机制上去产能、去库存应该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而不是行政和计划的力量”。当然，从政策决策的角度看，“三去一补一降”这样的政策，既能兼顾短期稳增长和化解风险的目标，又包括了长期结构调整和培育新动能具体措施，还便于地方理解和贯彻落实，这样的多重经济任务部署必然不应该受到任何改革理论或学术概念的影响。

既然经济政策本身没必要拘泥于任何学术概念，那么学术研究也必须有独立性、领先性，而且不应该为了迎合短期决策需要而打扮成与政策相似的样子，更不应该放弃了原本的学术创新方向——只有这样，越是有独立性、创新性的研究，反而对决策越有价值！当然，经济学者的独立性和创新性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有价值的经济学术创新必须能够解释现实、改变现实，因而可能被有见识的决策借鉴而更有现实影响力。然而，能够在众多的学术思想中选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加以借鉴，那其实更多是决策者的智慧！古人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任何经济学说一经被政策采纳或借鉴，决策者的理解、变通、执行力就变得更加重要。

正因为如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虽然较早呼吁“供给侧改革”这样的学术概念，但并不能把这些学术概念等同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概念；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虽然于2012年提出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样的微观理论，但是中央经济政策提出的如何“创造新供给，释放创造新需求”则更多是决策者的智慧；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中虽然有新供给周期、更新供给结构、结构性改革推动供给升级等理论，但是并不能自诩为任何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虽然主张减少垄断、放松管制、大规模减税等“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的理论主张，但是现实中知易行难，政府能够落实简政放权、结构性减税等现实任务也需要真正统一认识以及强大的政治执行力；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围绕“五大财富源泉”“解除要素供给抑制”等理论提出的改革要素市场、全面降低企业成本的学术理论虽然很有逻辑上的完美性，但是国务院关于全面降低企业成本的具体部署显然不仅从理论深度出发而且必须从现实可操作性出发，因此需要把“降电价”这样的操作性行政命令等都算进去；而从供给侧划分的“31种增长模式组合”，以及从中国实践总结出的“三大增长模式”，能否为中央提出的创新增长方式提供学术上的些许启发，那就要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未来的理论说服力；还有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以“供给冲击模型”为基础的物价管理思想、从要素贡献出发的分配理论，等等，也仅停留在学术探讨层面，与产生决策影响还有距离……总之，理论是抽象的，现实是具体的；理论只负责按照理想的方向做研究，而政策则必须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并对结果负责。

三、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与国内其他新供给学的关系

2013年以来，以21世纪经济报道的《供给学派的中国药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的《以民富为起点重启改革》为代表的很多媒体文章都深度报道了我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学术主张。但是也有不少媒体混淆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其他“新供给经济学”的关系，其中混淆比较多的是与贾康先生的“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的关系。

2012年11月，我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之后不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前所长贾康也发表了《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提出“八双”的政策主张，后来又改为“八双、五并重”。这中间我与贾康先生有过交流与合作，但是经过深入了解后发现其“八双、五并重”的经济政策建议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主张不是一回事，且在供给的主导作用、减税、政府规划的作用等方面的认识都大不相同。贾康先生的新供给经济学中，“框架”“重构”等概念较多，创立学派的呼吁较多，而背后的理论体系有待明确，有人认为，这种把认为好的政策都归纳进去，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都用“并重”来走“中间路线”的经济政策研究活动，定义为“新综合”也许更合适。当然，在呼吁重视供给管理、宣传供给侧改革方面，尤其在财税和房地产研究方面，贾康先生的学术活动都很有影响力。但从更严谨的治学态度角度，我也能够理解吴敬琏、晏志杰等老一辈专家学者对所谓“框架”“重构”等“造词”的学术批评。2015年以来，贾康先生的文章和演讲中，开始多次出现“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等内容，这完全沿用了我在2013年十几篇文章的提法；之后在其著作和演讲中，也开始多次出现了与我在2012年以来提出的“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五大财富源泉等分析框架相似的表述，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所见略同”。

除了贾康先生之外，还有很多学者在新供给经济学方面的探索值得我们学习，有的偏重于政策，有的偏重于供给管理，都各具特色、各有千秋。这么多的学者在同一个时代走到同一个方向，实际上反映了从供给侧推动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一种必然选择，而对于如何从供给侧推动改革，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任何一种新思想、新理论的产生，总要经历孤独、被认可、被效仿、被质疑、一拥而上等阶段，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不例外。也正因为如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才能在决策层、在学术圈、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多的共鸣，获得如此多的支持。当然，也有很多质疑和竞争——对于那些质疑者，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促使我们考虑得更全面；对于那些竞争者，正是他们激励我们前进。但是也有个别学者不太遵守学术规范，例如某学者2015年以来多次生硬抄袭本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提法，但是既不注明引用出处，又不能正确解读其中深意。还有个别学者把我2012年来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文章未经同意就收到他们的著作中。2016年以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和学习的态度购买了这些学者贯之以某某等著、某某主编的《供给侧改革》，没想到至少有三本这样的“名家”著作都在我并不知晓的情况下收录了我的相关文章——对此我一方面非常感谢这些学者的厚爱，另一方面也期待经济学界治学之风更加严谨。此外，虽然当前学界对于供给侧改革的高度关注和热情总体上有利于学术创新和改革实践，但也出现了“新供给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的情况，需要学界关注和政界识别。“假学术、真忽悠、乱抄袭、瞎解释”的学术投机，一方面扰乱了经济学术创新，另一方面也会对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产生消极、负面影响。“供给侧改革”的经是部好经，被这些投机者念歪了就可惜了。

退一步讲，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伟大改革实践，并不是由任何现成的经济理论或改革理论推动的，而是十几亿中国人从贫困走向温饱、迈向小康的伟大改革实践推动的。而走过“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定阶段之后，基于中国改革实践的经济学不但有其产生的实践土壤，而且创新引领的理论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生在这样的伟大时代，我坚信，作为学者，只要不忘初心，不忘本心，心怀国家，本着有创新、有担当、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原则扎扎实实地探索，中国的经济学术研究就一定能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景！

我很喜欢的一首曲子叫作《钢琴与二胡的合奏》，供给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就像钢琴与二胡的合奏；不同学者、不同角度的经济学术探索，也像各种乐器的合奏；“去产能、去库存”和培育新供给、新动力必然是合奏；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正确战略和各部门各地方的落实，也是多种乐器的合奏……只要保持良性互动，这些理论创新和改革实践的合奏，必将在中国形成一部伟大的交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