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不放松这三大供给约束,供给侧改革就是一句空话
2018-12-28 15: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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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音社按】高行政成本、高融资成本和高税收成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痼疾,也是中国营商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知名经济学家滕泰先生认为,这也是三大供给约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放松三大供给约束,否则就无法深入推动供给侧改革。本文整理自滕泰先生主编的《供给侧改革》一书,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一、高行政成本、高融资成本和高税收成本是三大供给约束

我国在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计划经济,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各方面,都由政府事先进行计划。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思维下,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较高,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都是由政府出资的国有企业,行政审批现象较为普遍。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施行了以“解放生产力”为目的的改革开放政策,逐步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计划经济思维留下的大量行政管制、行政审批、国有垄断等依然存在,这些因素都成为形成有效供给的约束——高行政成本约束:有的行政管制、行政审批、垄断使有效供给无法形成,有的则把高行政成本转移给市场主体,也形成供给约束。


另一方面,我国在近十年来开始采取类似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内需以推动经济增长;或通过紧缩政策,控制通货膨胀。然而每一次“踩刹车”、“踩油门”遗留下的结果都是不均衡的:增税容易,减税难;提高融资成本容易,降低融资成本难……长期进行总需求管理的结果必然造成企业税收成本过高、融资成本过高等间接供给约束。从而使经济即使在新供给形成阶段和供给扩张阶段,也会受到约束并影响新供给形成,供给的扩张,影响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二、供给约束的害处

供给约束可分为直接供给约束和间接供给约束。前者主要包括行政管制、行政垄断等,后者主要指高税负成本、高融资成本等价格方面的约束。在直接供给约束中,行政管制其实质是由政府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合规性、真实性进行认定和核准,如进行牌照管理、准入管理等,使得市场中大量经济活动在得到行政许可后才能进行。例如,要在北京开出租车不仅需要有北京户口,还需要找到持牌出租车公司,并向出租车公司缴纳“车份钱”,这一行政管制直接导致了北京“打车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很多具有国家背景的大型央企造成了大量的行业性垄断,而地方权力参与的其他国企则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造成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垄断现象,这些垄断企业占据了行业内绝大多数的资源,对于行业内有竞争关系的民营企业造成阻碍。行政管制、行政垄断等直接供给约束加剧了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使得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降低了市场活力,破坏了市场的最优化配置,也是导致腐败问题的原因。


高税负成本、高融资成本等间接供给约束,将直接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与盈利能力的下降,从而降低企业技术研发与创新的积极性,抑制“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供给创新机制。从要素报酬来看,高税负成本与融资成本将相当大的要素报酬转移给政府及银行,相应要素报酬转化为需求的部分将更少。尤其一些代表未来新供给(新技术与新的业务模式)发展方向的企业,很可能是处在初创期的小企业,资金实力不足,供给约束的存在往往会降低这类企业的存活几率,间接遏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三、放松供给约束,就能创造新需求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一系列放松供给约束的具体措施。放松直接供给约束,就是要不断放松行政管制,不断减少行政垄断,试想,如果放开民间资本对医院、学校的投资,这些基础服务的供给数量就会大幅增加,竞争也会提升供给质量,最终会促进行业更加健康的发展。如果打破银行业的垄断,放开民间信贷,就能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使资金供需渠道更通畅。

本届政府已先后多次发文,取消和调整多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使企业在更大程度上拥有决策权,更好地把握市场机遇。如果说不断放松行政垄断是政府向市场放权的话,行政垄断的不断减少则更需要政府的勇气与魄力。对于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如能源,国家进行一定控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对于这些行业需要的是提升企业管理效率。而其余造成行业和地域壁垒的行政性垄断行为,只能形成低效率和利益集团,需要以坚定的决心予以改革,打破壁垒,加大要素流动,提升竞争水平。


放松间接供给约束,就是要不断降低税负成本、融资成本等价格因素,不断降低企业综合成本。

1982年中期,美国经济的季度 GDP增速只有 -2%,而到 1984年中期,季度 GDP增速居然回到 8%——什么样的灵丹妙药能够让一个大国经济增长速度在短短的两年内上升 10个百分点?减税!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是37%,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水平已超过 40%,假设将企业税费降至 30%以下,企业的盈利直接增加上万亿,投资自然会大幅增长,经济增速也会上升到较高的水平。

从融资成本看,我国中小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更高达 15%以上,大型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与国外大企业融资成本相比也明显偏高。我们不敢设想将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降至 5%,就算是把中国企业的信贷融资成本都普遍降低一个百分点,按照 70万亿的企业贷款规模推算,就可以造成非银行企业盈利增加 7000亿——这将从多大程度上激励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呢?

总之,每取消一批行政审批、行政管制和垄断,就会形成一批新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税收,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融资成本,就会有上百万家企业扭亏为盈、焕发出勃勃生机,将极大释放生产力,为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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