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西方政治经济学—政治和经济的分离
2019-04-23 15: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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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东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是否把经济(商业)活动视为是政治事务和国家的责任。正如经济史学家波兰尼(Karl Polanyi)所指出的,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近代之前,不同文明曾经拥有过差不多的政治经济关系,那就是,经济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一个领域,而是人类社会诸多个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并且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生共存 。不过,西方近代以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迅猛发展,经济逐渐把自己从社会的诸领域独立出来,和社会隔离开来,最后发展成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态。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过程,这个过程直至今天仍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既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社会问题的根源。而在东方尤其是中国,经济活动从来就被定义为政府责任的内在部分,政府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己任,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尽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但经济活动是政府的责任这一政治经济哲学从古代到当代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社会层面,老百姓的文化心理直到今天仍然对政府的经济责任抱有高度的认同。

如果把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那么就会发现,在古希腊,人们对经济的看法和中国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古希腊,家庭被视为是国家的基本单元和基础,而经济则是对家庭的管理。这点和中国古代哲学家尤其是儒家的看法非常一致。而且,这一政治经济概念到罗马帝国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迈入近代之后,这一概念开始在西方发生变化。简单地说,自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快速分离开来。这里有两个经验事实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促成了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第一,罗马帝国的解体和商人的崛起。第二,政治秩序的重建。

罗马帝国是政治、经济、宗教的混合体。帝国是通过政治手段(包括军事征服)形成和维持的,但在帝国境内的经济是“全球化”的,即帝国之内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帝国利用宗教得到扩张,宗教也利用帝国而扩张。罗马帝国的解体对经济和宗教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帝国解体之后,西方不再存在统一的政体和政治力量,原来帝国的土地被分割成数量庞大的地方性政体(或者小王国)。宗教成为最重要的力量。经济活动分散化,寺院经济就是表现之一。

到了欧洲称之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兴起。因为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政体”,城市表现为实质性的自治形式,而城市的政治主体便是商人。商人不仅在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而且在欧洲近代国家的崛起过程中都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没有商人,很难想象一个近代欧洲。德国社会学家韦伯 (Max Weber) 对城市专门进行了论述 。商人(后来被称为“资本家”)履行的主要是经济功能,但经济功能导致了商人的政治功能。商人唯利是图,市场越大,利润越大。这就决定了城市商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产生巨大的动力去冲破城市的边界,创造更大的市场。实际上,即使在城市阶段,商人的活动也通过贸易活动而超越了城市。政治人物(国王)的目的便是统治更多的土地和老百姓。帝国解体了,但政治的扩张性本质是不变的。和商人一样,大大小小的国王也有扩张的冲动。很显然,在扩张这一点上,国王和商人拥有了同样的利益,商人需要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而国王需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两种力量的合一,便在欧洲造成巨大的“中央化”即中央权力的形成动力。欧洲近代的发展首先是中央化的过程 。

再者,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交换更造成了欧洲的制度。国王要统一国家,商人要统一市场,两者走到了一起。但是,国王要统一国家钱从何而来?商人就变得很重要,商人不出钱,国王就没有钱来做统一事业。商人可以出钱,但又不相信国王。这样,交易就产生了。商人要和国王签订“合同”,保护自己的私有产权,“私有产权的保护”就是国王和商人之间的“契约”。但光有这个“契约”对商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保障国王在国家统一之后继续履行这一“契约”呢?商人的第二步就是让自己成为国王政治权力的根源。这便是西方最早“人民主权”概念的来源。很显然,这里的“人民”并非今天人们所说的所有人,而是有钱的商人。如何实现“人民主权”?最后的结局便是商人占据“议会”。议会产生政府,也就是商人产生政府。近代欧洲很长时间里,议会就是商人的议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当时的西方民主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人。在这个意义上,在欧洲是商人驯服了政治权力,商人成为和国王分享政治权力的第一个“人民”群体。

不过,政治权力“中央化”的实际过程并非像这里所说的那样简单。因为这不仅是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交易,而且也涉及其他各种力量,包括宗教、各种地方性政体和社会力量。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尤其是早期是极其暴力的过程。实际上,如何统一国家一直是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到英国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的主题,对这个主题的关切产生了单纯的“政治学”。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那里,政治占据绝对的地位,为了国家的统一,国家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只有当欧洲国家实现统一之后,欧洲的学者们才开始讨论起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洪特的评价并不公平,因为霍布斯和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并不生长在同一个时代,每个时代的人面临的是那个时代的情况、要解决的是那个时代的问题。只有当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国家统一”问题解决了,才会产生休谟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问题。

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开创了西方的纯政治学,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那么随后随着资本的继续崛起,西方又出现了纯经济学,也就是把经济从休谟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休谟和亚当•斯密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不仅论述经济,还论述政治和道德。但后来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如前面所说,资本依靠国家的力量而成长,但当资本成长之后,便走上了寻求“自治”之路,即要逃离政治的制约去寻求自身独立的发展。而资本寻求独立的过程,也造就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诸关系的急剧变化。至少在西方,社会的命运和经济的这一“独立”过程息息相关。而所有这些变化也便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源。

商人(资本)依靠国家力量得到了统一的民族市场;商人也成为政治的基础,控制了政府过程。这样就造成了实际层面的政治和资本的合一。原始资本主义的崛起不可避免。在这个阶段,资本唯利是图,而整体社会成为资本的牺牲品。雨果、狄更斯、马克思等欧洲作家都深刻描述过原始资本主义崛起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性影响。当社会忍无可忍的时候,反资本的社会运动变得不可避免。不难理解,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不管其 “初心”是什么,最终都以资本和社会之间达成新的均衡而终结。这个过程就是欧洲开始的“福利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从原始资本主义到后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即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过程。这三者都具有促成这种转型的动力。就社会来说,最为简单,那就是追求至少是体面的生活,例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更多的教育等等。也就是实现后来所说的各方面的“人权”。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人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些具体的利益。不过,马克思当时认为只有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改变所有制结构,才能实现这些方面的利益,因此马克思提倡革命。尽管这种新意识在当时也为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接受,但至少在欧洲并没有实现马克思所预见的革命,只是到了俄国和其他一些落后社会才发生革命。马克思过于强调社会力量的作用,对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自身变化估计不足。实际上,当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时,资本和政治都面临一个新的环境,也开始了自我变化过程。

资本的自我变化是有动力的。至少有两个动机:首先,资本需要社会稳定。资本必须在不断的投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因此,投资环境必须是可以预期的。为了稳定,资本是可以拿出一些利益来做交易的。在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况下,单一的法治并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因此,资本也并不反对“保护社会”。不难理解,世界上第一份社会保障计划产生在德国俾斯麦时期,这份计划的目标是为了保障社会稳定。第二个变化动机来自资本本身的矛盾,资本一方面需要剥削工人,但同时资本又需要“消费者”。资本控制生产,但所生产的产品需要通过消费者的消费才能转化成为利润。消费市场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内部市场饱和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对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获取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倾销商品。“培养”消费者不是资本的善心,而是资本获利机制的一部分。但在客观层面,这个“培养”的过程也是满足工人阶层利益的过程。


政治变革的动力在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近代以来,早期君主专制的基础是贵族,或者说传统大家族。如上所述,商人崛起之后开始和贵族分享权力,所以商人是第一个参与到政治过程的群体,也是近代西方民主化的主力。尽管早期的“选民”极其有限,主要是有财产者、向国家纳税者,并不包括工人、妇女和少数民族等,但选举逻辑本身具有“扩张性”,即从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发生变化。早期,政治权力的基础是贵族和商人,再逐渐地扩张到工人。这个扩张过程刚好也是工人阶级“中产化”的过程。当政治权力基础不再局限于资本的时候,政府开始偏向社会。这使得西方福利社会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动力。二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促成了福利社会的大发展。

福利社会的大发展一方面强化了社会的力量,但同时也表明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失衡。至20世纪80年代,资本开始寻求新的方式来改变局面,这就是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大背景。这场运动是对二战以来福利主义的反动。在资本看来,福利主义造成了资本空间的收缩、大政府和强社会的出现。不过,就内部私有化来说,这场运动的效果实际上很有限,因为在“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环境中,“私有化”被有效抵制。但在外部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即造就了长达数十年的资本全球化运动。资本的全球化使其逃离了本国政府和社会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如鱼得水。结果很明显,即造成了新的资本、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即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特(Thomas Piketty)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论述了当代世界社会贫富悬殊的严峻情况 。作者发现,资本获利的比例远远超于劳动所得的比例。这个发现并没有什么新奇,因为从来如此,所不同的只是比例大小罢了,自然也没有人会否认皮凯特所描述的情况。不过,这本书的出版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正因为如此,《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使得人类社会能够继续维持作为共同体的局面,至少不至于解体。皮凯特强调政府的作用,甚至提出了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的设想。这本书也被视为是仅仅对西方资本主义做了政治解释。不过,在这一波全球化下,资本已经再次占据西方的主导地位,皮凯特的设想过于理想。现实是残酷的,当全世界政府还没有能力联合起来的时候,全世界的资本早已经联合起来了。实际上,这次全球化就是全世界资本联合起来的结果,而全球性的贫富悬殊则是全世界政府缺少能力的结果。

历史地看,这里的关键就是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全面“脱钩”。如前面所讨论的,西方民主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的“共和民主”向当代的“大众民主”的转型。早期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即少数人的民主,或者少数人之间的“共和”。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一人一票”制度的实现,政治的“合法性”完全基于了“选票”之上。这一变化导致了几个结果:第一,政府和发展的分离。尽管经济议题总是西方选举的主题,但政府和发展之间的关联充其量也只是间接的,选票和政治权力之间则具有最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表现好能够有助于候选人,但仅此(“有助于”)而已,没有直接的关联。对候选人来说,有其他太多的方法来获取选票了。

第二,政治人物即使想承担“发展”的目标,但发现缺乏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发展目标。在西方,政府可以和经济发生关系的方法无非就是财政和货币两种。但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会失效;当政府债务过大的时候,财政政策也会失效。西方政府现在倾向于使用量化宽松,即货币发行。但量化宽松本身并不解决问题,只是缓解或者推迟问题。第三,因为巨大收入差异造成的社会高度分化使得传统政党政治失效,政治失去了主体,越来越难以出现一个有效政府,更不用说一个有能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了。在精英共和时代,西方多党能够达成共识,因为不管谁当政都来自这个小圈子;在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多党也能达成共识,因为不管左右,政党都要照顾到拥有最多选票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但在大众民主时代,尤其是在面临社会高度分化的时候,政党之间只是互相否决,造成的只是更多的社会分化。

在这个背景里,人们不难理解今天西方盛行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社会运动了。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衡的产物。西方如何通过改革使得这三者重新回归均衡?这是需要人们观察的。但可以预计,在政府不承担经济发展责任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可以积极履行中间角色(主要是税收),而把发展责任简单地留给资本,要走出目前的不均衡状态,困难重重。

本文摘自书籍《大趋势:中国下一步》,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更多郑老师精彩知识解读可观看书籍(点击观看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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