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文|郑永年

面对突发疫情，没有哪个国家是准备好的，难免会有一定的滞后和恐慌。但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我们看到了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整个国家即刻都动起来了。如果换成其他一些国家，难以做到。

中国有一点做得非常明确，无论封城、封路，还是封小区，最终围绕的都是“治病救人”、生命第一位，并非是为了稳定而稳定。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是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

目前疫情在中国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在世界上却呈现出“大流行病”的态势，许多国家仍处在上升期，仍有许多不确定性。

而从国际关系来说，以往国际关系的基石正在慢慢消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已经是摇摇欲坠了。疫情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

这不仅是对西方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挑战。该如何解决？目前为止整个世界都还没有方案。

谁都不知道新的体系是什么样的，由谁来建立，而且也不是说美国主导的世界不行了，中国就可以主导。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再强大，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品。

但不管怎么说，“逆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了，中国再怎么努力都很难逆转。它的主要动力来自中美关系的恶化，从科技到意识形态，现在中美在科学技术上的人员交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两国意识形态对立。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美国主要是想借机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不希望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期望通过一场“技术战”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不能那么乐观，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合作，另一条腿是斗争，后者不可避免。

未来的全球化，或许是“一个世界、两个市场”和“一个世界、两个体制”，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另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一些国家跟美国多做些生意，另一些跟中国多做些生意，也有些国家两边的生意都做。

中美两个市场之间也不会完全脱钩，会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但两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已是不可避免，接下来中美贸易依存度必然会有所下降。这未必是坏事。

中国政府和民间，都不想与美国交恶，但这已经不是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的了。因为美国视中国为“眼中钉”，我们只能“以直报怨”。

未来：中国应如何避开陷阱

未来10年，中国或许将会面对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前方“陷阱”重重：“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对此，笔者有六点建议：

做好制度建设

在这场抗疫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再深思的地方，许多人讨论中央政府足够果断，但早期一些地方政府还比较自我，甚至隐瞒信息“不作为”。然而光是“谴责”地方政府就足够了吗？

一般来说，今天地方的行政机构里，可以发现三类群体：一类是唱赞歌的，热衷讲大政治和大话，“口惠而实不至”；另一类是不作为的，准时上下班，上班读书看报写文件，但没有行动；还有一类是想作为的。

三种群体，三个结果。那些想作为的可能会困难重重，一旦做点事情，就容易触动其他人的利益。利益被触动的人就会变成告状者，就有人来查你。因此，对想作为的干部来说，他面前可能会有重重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来干活呢？大家都学着吹牛拍马，大都学着不干活？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从制度上去改进。

就人性来说，不管什么样的体制，总会出现这三类群体。但要想促成领导干部有所作为，就必须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体制的设计就是要克服人性的弱点。最高领导人这几年也反复强调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所以地方政府为什么“不负责任”？你不能光指着某个领导说：你不负责。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就说明了这点：武汉原市长辩说他不报也是根据法律和政府规定来的，没有权力把这个公之于众，他也有他的说法。

我多次说过，一个国家崛起的核心就是制度崛起，而外部崛起只是内部崛起的延伸而已。没有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所以面对未来的不确定，从体制角度来说，中央、地方还是需要改革，目标就在于如何使得地方政府更具责任感。

不能光从人的角度来说“你不作为”，要从制度上找到不作为的原因。核心是找到“谁来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一点中央政府要明确，中央政府谁承担责任，地方政府又是谁承担责任，然后从体制上保证他们能承担这个责任，而不是光去批评。

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比如不到600万人口的新加坡只有一级政府。武汉市有几级政府？至少三级半。中国哪怕像新加坡这样规模的城市都是三级半政府，需要这么多层级的政府干什么呢？中国从秦朝、汉朝到晚清都是三级政府，现在有这么多级别政府，还是需要改革的。

另外，怎么激发公务员、官员的积极性呢？除了强调意识形态，或许还需要物质。新加坡是世界上公务员工资最高的国家。当然不是说中国公务员的工资都要像新加坡这么高，还是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公务员也是人，也要过体面生活的。

我一直在说，利益的困局始终是需要利益来突破的。要让责任跟利益正相关。你不能叫我承担无限的责任，而没有利益。有多少利益就有多少责任，我想这个道理整个世界是普适的。

破除“唯GDP主义”

这次疫情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容易出现社会问题，但如果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积累起来，最终就会造成社会失序的局面。

经验地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的问题。我们需要重视起来，防止中国未来陷入到各种陷阱之中。

目前的中国，主要存在着两条政策思路：第一条就是盛行多年的GDP主义。在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时期，GDP主义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但说穿了，GDP主义就是要把中国社会货币化、商品化。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变GDP主义的状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货币化，比如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从这次疫情也能看出，中国现在最主要的不光是追求GDP的增长，还应该搞社会建设。

所以我一直说，中国改革要分三步走，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以后条件够了，中产阶层做大了，再去做政治改革。这几年我觉得最遗憾的就是社会改革比较缓慢。

第二条政策思路就是通过社会政策的改革，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和第一种把社会商品化的思路相反，第二种思路就是要通过保护社会，建立消费社会来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未来的核心在哪里？就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这也正是美国、特朗普所害怕的地方。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大市场”，也就是经济力量。

真正可以促成中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是其庞大的“消费市场”，而非其他因素。这些年来，中国开始加速成为区域乃至可以和美国博弈的世界经济中心，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消费水平。

做大中产阶层

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中产阶层占70%以上，现在已经降到不足50%。美国、欧洲为什么现在不稳定？就是因为中产阶层变小了。

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照顾中产阶层的利益，不会走向极端。像泰国那样，如果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农民选出来的总理城里人不接受，城里人选出来的总理农民不接受，永远都会是一个斗争的局面。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而其他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所以，要做大中产阶层的规模。

但培养中产阶层的关键并不是“杀富济贫”，光是分蛋糕的话，这个蛋糕马上就分完了。所以还是需要做大蛋糕，比较有效的选择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是一次分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

在这一点上，日本有着丰富的经验。日本是东亚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20世纪经济起飞后，日本政府实施了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在短短几十年内成功培植了中产阶层社会，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社会之一。

辅助好中小型企业

从汉朝到现在，除了几个很短的历史阶段外，中国呈现出“三层资本”的经济结构：顶层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底层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以及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互动的中间层。只要这三者的力量是均衡的，经济发展就会是稳定、可持续的；反之，就会出现经济问题。

当下要做好的是扶持好中小型企业。对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而言，目前仍然缺少投资空间。新的空间从哪里来？一方面需要国有企业让渡一些自己不作为，也很难作为的空间；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技术创新。

第二个问题是缺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因此需要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比如设立大量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中小型银行。

重视社会改革

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今后几十年社会制度的建设。因为社会秩序、社会稳定有它的制度基础所在。像在英国，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钱主要用于消费。房子很便宜、看病不需要很多钱、读书不需要很多钱，那么存钱干什么用？这就是社会政策在起作用。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发展，而不是说社会分化的发展，比如在一二线城市外，着力发展三四线城市，包括产业、卫生、教育等资源和服务，增强国家综合抗风险能力。

避免陷入“明朝陷阱”

从整个世界史来看，进步需要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内部改革、外面开放。1500年世界海洋时代拉开帷幕，拥有着强大海上力量的明朝却实行了“海禁政策”，中国由此失去了一个时代。但即便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中国的瓷器也远销欧洲，在当时中国瓷器受追捧的程度超过了今天的iPhone。中国要吸取这个教训，切勿陷入“明朝陷阱”。改革开放的道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国家领导人这些年宣布的几项重大改革，比如海南

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都必须是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做起来、发展下去的。

当下，需要社会上每个人负起责任来。当每个人对社会有担当时，这个社会才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就可以减少内耗、增进团结。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

本文摘选自郑永年教授新书《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本书目前已全面出版发行。

郑永年教授新作：深入解读当下国内外局势

这本书分析了各国政府在疫情中如何处理政治与科学的关系、美国的种族主义情节、中国治理制度以及个人意志和责任担当等因素对防控疫情的作用和影响；详细分析了疫情在全球扩散中，各国政府抗疫成绩的巨大差异引发的中西方抗疫能力之争以及中西制度之争；详细分析了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开放情况会发生哪些变化，哪些方案有助于中国经济复苏等相关问题。

非常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