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1984：莫干山会议》，原载2014年搜狐财经第一访谈。

搜狐财经：1984年，通知您去莫干山开会的时候，您知道为什么选择您吗？

张维迎：它是一个全国公开的活动，在《经济日报》等几家报纸征集参会者。那时候我在北京做论文，得知要开这么一次会议，大家自己去投稿。大部分是不认识的人。我自己试了一把把这篇文章投进去，后来就选上了。我们陕西就选了5个人。全国一共120多个人，陕西5人已经算不错了。这5个人里面，当时是研究生的好像就我一个。

我想这个背景讲起来会很长。我理解，为什么当时搞这个事。因为在传统上在中国论资排辈，在经济学上讨论问题能发表文章、有机会说话的基本都是年龄比较大，老资格的，比如老的四大经济学家，还有社科院经济所的那些经济学家，他们发表文章比较容易，说话也有机会。到了1984年的时候，可能从上一辈领导人角度来看，他们有好多问题、困惑，但是没有人能够给他们提供答案。这个时候也许这些没有受过太多传统思想训练的年轻人反倒可以异想天开，思想比较自由，可能提出一些这些人提不出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搞了这样一个会议，其实我想就是想发现人才，为改革提出有价值的观点的人。

但是仅仅靠认识的人，可能有局限性，所以他们就搞了全国公开征文，听说征到1300多篇文章，最后选了120多人。我只是接到通知了，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那时候在杭州莫干山，我也从来没去过那儿，也蛮兴奋。

我记得在开完会之后，组织会议的这些人变成了朋友，然后就去他们那儿看类似审稿的一些记录。当时我那个稿子，初审人写的是“此稿不用”，给枪毙掉了。后来他们选完之后不够，把有些枪毙掉的稿子再拿出来重审。二审有一个意见“此文很好，建议录取”，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一个幸运，如果第一批选稿选够了之后，没有第二批选稿，我就没这个机会了。

搜狐财经：就跟您考大学一样。

张维迎：对，我考大学也是扩招才进去的。参加莫干山会议，至少是第二次再筛的时候才筛选进去的。好在那些人当时确实有一种公心，有着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事的激情。组织这些会议，我相信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在当时经常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这就是为什么几家媒体联合去做它。

其实在5月份的时候，民间发起过会议。其中有一个温元凯，当时是中国科大副教授，他和另外几个上海的国有企业总经理发起开一个全国改革会议，也是报纸登消息，在合肥召开。那个时候应该是二三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发通知。我当时写了一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圆珠笔写的底稿还留着。我把文章抄一份寄给温元凯，我说希望能参加这个会议，接到温元凯的信以后，他看了我的文章以后，说了两句表扬的话，同意我来参加这个会议。这个费用还是自理。去了合肥以后，那个会议对我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在那个会议上的我们住一个大通铺。我那个时候只是一个不到25岁的研究生，能参加会议就不错了，根本不会想到还有机会谈什么观点。但是有两个观点恰恰因为那个会议就发生了影响。

第一个是我讲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当时我的屋里面住着好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当时是《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叫李志坚，他听了我的知识分子的观点特别兴奋。他就说希望我把文章压在6000字以下，这样他就可以给我发表。后来回到北京以后，我就跟他改稿子，为改稿子他还请我去他家吃饭，还买了一只烧鸡。他家就住在人民大学旧的二层楼，就是临时建筑的二层楼。

他是理论部主任，改完之后，能不能发还要交给总编审，到了总编审那儿就拖着。在这个文章里面我主要提出商品经济这样一个概念，因为他们对能不能发这个文章没把握。我回来之前刚好在北京待着，认识了《经济日报》的几个朋友。他们说你的稿子给我们看看，我们跟他同时发。我说我已经答应别人了。但是等我回西安以后，他们就抢先把这个稿子发了。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上听的，因为新闻联播最后有一个报纸摘要，《经济日报》发表谁谁谁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合作的。

发表之后李志坚还给我打电话，说非常遗憾这个文章被别人发了，但是你应该记得是我最初发现的这篇文章。我很感激他。我原来写文章也不想有机会发它，像这么长的文章就更难了，况且你又是无名小卒。这篇文章《经济日报》头版发，而且最后专门注明作者的年龄，说明那时候对年轻人的这种培养，社会有这种需求。

同时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讨论的时候我就举手要发言，我就谈企业家。这个观点非常受大家的喜欢，认为这个观点跟大家想的不一样。某种意义上1984年，30年前这些事情都与这两个会有一些关系。可以说4月份会议推出了我关于企业家的一些想法，9月份的会议把我4月份写的价格改革下双轨制的文章让更多人知道。

搜狐财经：莫干山会议的时候，在您的印象中，价格这一方面，放派是不是只有您一个人？

张维迎：这个很难说。讨论肯定是以我为代表。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人研究价格，但是我相信会议的论文本身像我这样的可能没有第二个。

搜狐财经：您是最激进的？

张维迎：对。我刚才就说，完全是一个理念的改变。过去基本理念讲价格是调，大调小调还是中调，按生产价格调还是按劳动价格调。

当时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他们三个人写的一篇文章。周小川是清华的博士生，楼继伟和李剑阁都是社科院研究生，他们文章的核心就是价格改革小步走，财政不拿钱。当时价格改革还有一批人说出现通货膨胀政府就要补贴。这个价格为什么成为会议所有七个组里面争论最激烈、影响最大的一个会议，就是因为它完全提出全新的思路。

我的文章有一个小标题，就是“不能把价格改革的宝押在价格调整”，那时候大家老说押宝，把希望都寄托在这儿，我就是批判这个东西。

问题是为什么大家能接受？确实因为调整已经说了这么长时间，国务院价格中心已经计算了好几年，问题为什么就动不了？传统的思路已经搞得看不到希望，我无非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来。因为你不能那么去思考，不能靠调整。大调也好，小调也好，这种思路完全错了。唯一的思路里你要逐步放开它，从边界上放开它，形成双轨价格，计划内的最后放，变成单轨价格，变成市场价格。

搜狐财经：现在怎么回忆自己当时和其他人争论的状态，是很激动？

张维迎：我说话那时候当然很激动。因为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有时候要说几遍才行。完全新的观念大家肯定会有一些不理解，有一些完全是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价格就是国家定，你那就是宣传资本主义自由价格。好在那个会年轻人多，受到这种约束就比较少。这个其实我还要感谢组织者，确实是思想解放。

第一天晚上讨论到11点左右，其他的组都散了。有意思的是，持另一种观点的人，他们的地位比我高多了，像田源，他是一个局级干部，他是国务院价格中心的主任，我就是一个研究生。我可以说是单枪匹马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确实由于当时面临着那些难题，和我的那种梳理方式，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我说得有道理，最后大家才觉得变成一个思路。

搜狐财经：所以您觉得，您当时虽然是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是您发言机会还很多？

张维迎：我有自己的思路肯定就要去挑战，挑战之后别人会提出一些疑问，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大家讨论气氛非常好，没有人给你扣帽子、打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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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财经：您当时的心理状态怎样？“反正我是对的，我也不管别人地位怎么样”？

张维迎：那时候我从来是那样。你坚信自己的东西对，就不应该有任何畏惧，只要给你机会你就应该自信。之前在1983年，全国批判我，《中国青年报》登批判我的《为钱正名》，使我自己越来越觉得应该捍卫一种东西，你认为是对的就去捍卫。批判《为钱正名》的时候，一开始有一点恐惧感，后来发现几个月就过去了就没事了，反倒坏事变成好事。

刚才讲的《为钱正名》原来受到批判，学校也批判，后来我又发表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以后，学校又表扬我，这都给自己一种信心。如果我不是系统地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我不会对价格的机制理解那么透彻；如果我对价格机制理解没有那么透彻的话，我不可能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来。它基于将近两年知识的积累，加上对现实的思考。

我的运气真的好。像中国那时候，改革的周期属于逢单保守、逢双开放。1983年保守，反自由化，1984年改革这一派又开始活跃了，一直到年底。所以硕士论文答辩相对比较顺利一些，没遇到什么障碍。答辩的时候还有两张照片。

搜狐财经：那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在莫干山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还挺得意，“我比这些人都看得更深、更远”，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张维迎：肯定有那种兴奋感。当天晚上开完会以后，好像我名声大振。好多人好奇一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他讲了一个什么观点，所有其他组的人都知道。我记得其他组比我们散会早，没有那么激烈的争论。也有好多人涌到我们会场，背后站的都是人，全在那儿听。从我自己来讲，在那样一个会议上，我本来也是一个小地方来的，而且可能参会的代表里面我是最年轻的，没有其他人比我年龄还小，突然之间我像一个明星一样，可能有那种感觉。

搜狐财经：挺享受那种感觉的？

张维迎：我想做学问的人，肯定你最享受的是别人对你观点的认同。首先是重视。他同意不同意是一回事，但是他不能忽视你的观点。最害怕的是你提出一个观点，没人把它当回事。

我和郭凡生住在一个屋，我们俩几乎彻夜长谈。郭凡生那时是内蒙古自治区政策研究室的处长，处长就有点权。他就很兴奋，他就说要把我的观点（那时候我是拿着油印的东西）印300份，铅印。那时候铅印就像出书一样，是很令人兴奋的。《内蒙古经济研究》也是他们政研室的杂志，摘一部分登在第四期上，价格改革这一部分。

搜狐财经：到你们组旁观那些人，他们有人站出来仗义执言支持您吗？

张维迎：这个我倒记不清了。旁观者来得晚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开会有好多摄像、录音，那时候乱哄哄争论很激烈，我肯定是说话最多的。你要辩解嘛。当时价格改革本身大家不敢动，就是害怕通货膨胀，害怕财政吃不消，我的文章里面回答了这些问题。但是在会上别人拿不到论文，等于我在会上把我的论文一万好几千字的东西基本上都讲了。

搜狐财经：那个时候，跟后来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像周其仁老师、许小年老师，已经认识了吗？

张维迎：周其仁我就知道他，也认识他。在这之前通过茅于轼教授，我认识了宋国青，宋国青也是周其仁的好朋友，他们在农村组。我那时候来北京老跟他们在一起讨论。但是我本身不是研究农村的，尽管我来自农村，但是我不研究农村，而他们是农村问题研究组。他们的好多文章我都是读的，吸纳了新的东西。

那个时代给我影响最大的论文就是宋国青写的，当时宋国青、邓英淘、罗小鹏三个人合作，我知道主要是宋国青执笔写的，关于统购统销的改革。它不是简单谈粮食问题，里面讲一整套市场机制怎么运作，这些对我是很有启发的，对我研究价格放开、研究双轨制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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