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贫”与“富”的未来
2019-07-10 1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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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贫”与“富”的未来



▲“一人一票”制度把政治权利赋予每一个公民,人们也因此得到不同程度的福利,但这并没有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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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从人类出现开始,贫与富现象就已经存在,所以几乎所有文明都把追求公平作为核心价值之一。不平等现象永远存在,但今天人们所见到的不平等,则是近代以后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扩散的产物。近代之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因为技术水平落后,几乎所有国家人民的生活只维持在生存的水平,这是一种普遍贫穷的状态。

近代工业革命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不公平和社会的分化。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同时几乎所有国家内部收入差异也越来越大,社会也越来越分化。这造成了今天民粹主义扩展到各国的局面,而且越是发达的国家和社会,民粹主义越是盛行。

没有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但如果一个社会过于分化,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稳定的基础,社会冲突乃至内战就会变得不可避免。自西方发始的近代福利制度,无疑是人类应对极端社会不公平的伟大发明。自近代以来,社会的稳定与福利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维持紧密相关;而社会的稳定又为资本主义的常态运作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

如果把福利制度理解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资本主义创造财富,而社会主义分配财富。实际上,人们已经很难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来描述一些典型的福利社会了。

福利制度产生的背景各异


在欧美,福利制度的产生具有不同的背景和路径,包括自由主义模式(如英国、美国)、保守主义模式(如德国、意大利)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如北欧国家)。但不管怎样的模式,它们都大同小异,所有模式都强调政府的作用,只是政府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的作用大小不同罢了。不管怎样的发展途径,都是围绕着三者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民主+福利”。福利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而产生的。在一些国家,福利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在福利制度产生的时候,那些国家还没有民主。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国家的核心)就产生在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德国保守主义的产物,因为俾斯麦看到资本主义动摇社会的根基,如果政府袖手旁观,社会就会动荡不安,资本就很难作为。促成福利制度产生的另外一个因素具有意识形态性。

近代启蒙运动之后,欧洲思想界逐渐发展出各种人权概念,一部分政治和经济精英把同情社会、赋权社会作为精英阶层的责任。当然,精英阶层也享受着不可与普通民众同日而语的政治权力。在当代大众民主产生之前,只有社会的极少数(即精英)享受政治权利。

民主的发展确实助力福利制度的加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今天人们所体验到的“一人一票”大众民主,可说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二战之后加速,而到20上世纪70年代普遍实现。从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的福利制度也是在这段时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但不可思议的是,“一人一票”制度把政治权利赋予每一个公民,人们也因此得到不同程度的福利,但这并没有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在近几十年来,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在世界范围内,“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已经成为一个普世现象。也就是说,政治权利的充分实现,并没有赋予人们经济权利的实现。

最近西方出现一条轰动一时的消息,说包括投资家索罗斯、Facebook共同创办人休斯(Chris Hughes)在内的美国18位超级富豪,向2020年美国各总统参选人发表联署信,称美国政府有道德及经济责任向富人征税,以应付全球暖化,改善经济、医疗等问题,缓解社会问题,维持稳定,巩固民主。

的确,美国民主党选战已经开始,各参选人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社会主义的趋向,使得一些人把此视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始。民主党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提出了富豪税方案,主张向那些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人士一年征收2%税,对超过10亿美元者征收额外1%。她认为,这样做,10年可为国库增加2.75万亿美元。

不过,富人税并不新。财富税的设想在欧洲已经比较普遍,但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遭人质疑,因为富人是一个社会最有能力的群体,尤其是避税能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15个成员国早在1995年设立富人税,但迄今只有瑞士、比利时、挪威、西班牙等四小国实行这一制度,法国、瑞典和德国等因为实施困难而取消。

富人的真正担忧


在美国,尽管到今天仍然有人甚至认为富人税不符合“宪法”,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支持这项税收。美国Hill-HarrisX今年2月发表的民调显示,74%美国受访者支持这项税收,包括65%的共和党人。

美国政治人物征富人税的想法和民众的支持,都是对今天美国社会现实的反应:在社会积累了巨量财富的同时,社会越来越分化,中产阶层萎缩,民粹主义崛起,社会呈不稳定趋势。

美国联邦储备局6月21日发表的美国人财富分布数据显示,美国人由1989年第三季度至今年第一季的资产分布显示,过去30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总资产值增加了27.2万亿美元,达到31.9万亿,增幅4.8倍;最少资产的一半人,总资产值由原来的7500亿美元升至约1.3万亿美元,只增加了78%。如果计算通货膨胀率,底层的财富一直处于萎缩之中。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统计,美国最富有的0.1%掌握全国五分之一的财富,相当于最贫90%的所有财富。

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崛起,贫富差异和社会分化无疑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富豪自己主张征富人税,可能并不是因为这个群体突然“良心发现”,具有了高尚的道德感,更可能是因为这个群体害怕民粹主义的崛起破坏西方民主,从而影响甚至破坏他们自己的利益。

富人可以高调地显示他们的道德姿态,借此来减轻富人群体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要意识到,民主制度尽管确实增进了社会福利,但主要用来保护富人利益,否则就很难解释“政治上越来越民主,但经济上越来越不民主”这一经验现象。

不管富豪群体的动机如何,这个群体毕竟比例太小、太富,向这个群体征税可以缓解人们(穷人)的情绪,但从经验来看,富人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当“福利”变成人们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时候,福利制度就很难持续了。如果是权利,没有实现这一权利的就会努力去实现,权利不足的就会努力争取更多的权利,而要减少这个权利则是“开倒车”,是万万不可的。

如果“一人一票”的制度保障了“一人一份”的实现,那有什么机制来保障“一人贡献一份”呢?也就是说,当福利社会越来越贵时,谁来支付费用?富人可以到处流动(避税),穷人本来就没有钱,只好征中产阶层的税。

问题在于,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下,中产阶层也已经捉襟见肘,而且规模在普遍萎缩。一个严酷的现实是,这一波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穷人,而是遭遇困境的中产阶层,或者由中产阶层下沉为穷人的社会群体。

解决贫富分化是严峻挑战


即使政府通过开辟新的税种(包括富人税、机器人税或互联网流量税)来暂时缓解一些问题,但从经验来说,效果不会太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都是人口较小的国家)施行“一人一份工资”的普遍工资制度,但这只是新版本的福利制度,或者原来福利制度的延伸。

对社会底层来说,普遍工资制度也可能只是现代版本的生计经济,即维持一个最低“体面”的生活水准。而对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普遍工资制度面临不可逾越的困难:钱从哪里来?毕竟愿意被征税的富人仍然是极少数。

从经验来看,如果说贫富分化是今天各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核心和根源,那无论在应付“贫”还是在应付“富”方面,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看。

第一,技术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包括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技术进步在加速。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技术的进步不可阻挡。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技术进步本身,而在于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流向了极少数人,大多数人不仅工作被取代,更没有得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

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经济形态是“独占经济”,而非“分享经济”。对大多数人来说,财富的来源不是通过政府税收而得到的“福利”,而是通过就业而得到的收益。没有就业就等于没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当机器剥夺了就业机会的时候,“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趋势就变得不可遏制。

第二,全球化与财富的集中。这里的矛盾犹如技术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全球化已经创造了巨量的财富。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所带来的财富,而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被参与和主导全球化的极少数人所占有,而大部分社会成员所得不足,甚至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即他们的工作机会因为全球化而流失,他们的工资水平因为全球化而下降。

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和技术的流动,资本和技术流向了拥有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国家和地区。不过,就业者是不能流动的。资本和技术流失对原来的劳动者的影响是明显的。如果考虑到对很多富人来说,经济全球化也是他们避税的最有效方法,情况就更为严峻。

第三,移民的挑战。移民往往是人口从穷国到富国的流动。穷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富国实际上也是需要新移民的。一些学者认为,在一些国家,新移民实际上是变相的“奴隶制度”,因为尽管新移民提供了本地社会的诸多需要(尤其是从事低工资、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但他们生活在“体制外”,得不到当地体制的保护。问题并不在这里。移民今天往往导致本地公民的不满,排外和反外是当代社会民粹主义最凸显的普遍特点。

第四,现存体制的挑战。现存体制并非建立在流沙之上,而是建立在各种纵横交错的既得利益网络之上,并且经过长期和平发展(即没有战争),既得利益已经变得牢不可破。尽管一些既得利益有时候也会“良心发现”(如上述富豪),愿意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但若真正动到他们的利益时,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他们会拼命抵抗。

这也就是当代政治“局外人”崛起的原因,即“局外人”通过有效使用社交媒体和“一人一票”而掌握政治权力。但是,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任何一位“局外人”能够动得了既得利益。即使是被很多人视为“政治疯人”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尽管成功从“局外”崛起并且处处与建制作对,但没有人会认为他有能力动摇美国社会的既得利益;相反,特朗普越来越成为他所认可的资本利益的代表。

应当说,传统的“资本主义+民主+福利”模式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是成功的,至少较之其他制度更成功。但今天这一制度因为财富分配高度不均和社会高度分化,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在看来,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放弃这一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本身背后就是巨大的既得利益。


由此看来,这一制度如何转型升级、如何创造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如何寻找转型升级的中介(例如政治家),就基本决定了西方世界的未来,即使不是整个世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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