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导读】在人类最高贵的一种冲动——创造性冲动中，不仅需要到位的理解、准确的表达，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事物重要性的感悟。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任何一个认识都起源于旨趣”。人们往往把知识理解为纯粹的文本内容，但文本只是思想的副产品，而那些无法被文本化的感悟才是人类思想的最深层动力，它与文本内容之间形成互构共生的关系。纯粹的逻辑文本是空洞的，用金岳霖的话说，它只做到了逻辑本身的“通”而无法达致最终的“真”；只有“有感”的“真”知识才能通向自我的超越与融通。本文节选自《思想史基本问题》，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创造性冲动的三位一体

怀特海晚年演讲文集《Modes of Thought》前三章的标题依顺序分别是“重要性”、“表达”、“理解”，并且由这三章构成的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创造性冲动”。在我以往二十年的北京大学课堂上，怀特海这本文集，尤其是它的前五章，始终为认真听课的学生们提供着最重要的思想指导，以至这些内容被我简约地概括为这样两项命题：

（1）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

（2）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并且进一步简约为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短语：理解、表达、重要性。

最后，对这样相互纠缠的三位一体的“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而言，“重要性感受”或许是唯一重要的。我认为，在任何社会里，这也是使教育具有合理性的唯一根据。怀特海还说，教育的目的是掌握“如何运用知识”这一艺术，是“理解”，教育的目的包含了宗教性以及风格。

感悟作为一种知识过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代中国、古希腊和近代西方都流行这样的教育。毕达哥拉斯出身富贵，早年在巴比伦和埃及做学徒。配第出身很低，凭借聪明才智及运气，游学各国。事实上，霍布斯和配第时代（17 世纪）的英国，流行所谓“大漫游”（grand tour ）——根据这一风尚，教育的最后阶段就是到欧洲大陆漫游并与那里的名人交流学问。

这都是因为真正的知识不能只靠书本，而要靠感悟。

笛卡尔

如笛卡尔所说，知识的唯一目的是“让心灵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知识不是人生的目标，它只是帮助人省思而已。未经省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但一辈子只省思的人大可视为没有活过。知识帮助省思，尽管知识过程可能很辛苦。

知识是过程而不是静止的一堆观念，因此，任何想要一劳永逸例如借助于背诵“应试教育”提供的标准答案而获得知识的人注定与知识擦肩而过。

知识帮助人省思，是因为在知识过程中的人，逐渐感悟自己的人生从而有了经过省思的生活。所以，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是相互纠缠的共生演化过程。

达致这种感悟有三种途经。柏拉图想象的“知识”犹如心性天生就有的“种子”，通过教育或其他方式被唤醒，于是萌芽成为知识。种子是“先天的”，知识是“后天的”，于是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方式是“助产士”的。

当然，这一过程也可能有决定性事件的冲击，导致内心那颗种子的“觉悟”或“顿悟”。比如美军士兵罗尔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所罗门群岛的生死体验，让他感悟到一项只能由他自己而不能由他人去承担的使命，回到哈佛写了《正义论》。

还有可能，没有任何观测到的决定性事件，于多年孤独的沉思中有伟大的感悟或顿悟。我视野之内最精彩的智者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是这一类型的似乎无可比拟的典范。他说过，甚至思想，由于所思所想的都是陈迹，也成为阻碍心性自由的枷锁。

老子对孔子说过类似的见解：凡可传授的都不是道而只是道的陈迹。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因为，“上智”不必教育——心性天然有足够的重要性感悟能力，而“下愚”无法教育——那颗“种子”也许不存在呢。

“真”与“通”

总之，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省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现在可以有逻辑上更准确的表达：完全没有重要性感受的人生等于没有活过。

逻辑上最准确的表达必定是重言式或同义反复，所以维特根斯坦关注同义反复的表达，或刚好相反，逻辑荒谬的表达，或诸如“大音希声”和“大辩不言”这类表达可能有的隐喻式含义。

借用老子的隐喻式表达，我们也可以说“最高的重要性感受是完全没有重要性感受”，与“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这样的表达相类。极而言之，我可以用一句禅语来开篇并且结束这本书：

最不值得过的生活最值得过。

考察了许多诸如上述的逻辑荒谬的表达之后，我的结论是，这些表达的用意在于迫使我放弃语言可表达的或佛家称为“增上慢”的知识，从而转向内观或内证（不可传授的知识）。所以，知识与感悟不应分离。否则就出现缺乏感悟的知识或不真的感悟。

逻辑的真，借用金岳霖先生的理解，只是“通”而还不是“真”。金岳霖在《知识论》里有两次关于真与通的讨论，然后他说，倘若真与通不能兼得，他宁可求其真。

他所说的真，是“真正感”的真——要求“正”而不能“邪”，并且要求“感”而不能“无感”。金岳霖在那部作品的开篇就说，知识的最高境界是“真且通”。我常说，“真且通”的知识是生命过程。

本文节选于汪丁丁新著《思想史基本问题》。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点击购买